又是一位巨星陨落。约翰·纳什，一生内向而孤僻，长期与精神疾病抗争，最终因交通事故辞世。纳什所取得的科学成就令人赞叹，而他所历经的曲折探索亦令人唏嘘。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因素，在不完美的命运下铸就了“纳什奇迹”？仔细梳理纳什的生命历程，笔者认为有三点颇为重要：

　　首先是包容。包容是维系自然界运行的基本法则，同样也是一流人才涌现的必需条件。1916年，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即提出“兼容并包”之口号，所聘教员当中，既有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亦有辜鸿铭、刘师培等封建王朝的遗老遗少。正是“兼容并包”和自由研究的氛围，造就了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人才辈出的局面。

　　反观纳什，刚刚迈入而立之年，就罹患重度的思觉失调症，妻子被迫与其离婚，麻省理工解除教职，菲尔兹奖也失之交臂……外部世界诸多的不包容接踵而至，在如此逆境下，他得到了母校普林斯顿大学的接纳还有前妻生活上给予的照应。

　　从一个侧面看，天才与疯子仅有一线之隔。科研人员在探讨“威廉斯综合征”时就意外地发现，人类的数学、音乐天赋，其实是基因排列失常造成的，同样的基因失序也可能导致精神分裂等疾病。纳什在患病期间，也曾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面对来探访的同事，纳什说：“如果我不变得正常，他们是不会让我出去的。可是，我从来没有正常过啊……”从某种意义上说，倡导包容就意味着抵制同化，把疯子变为常人的欣慰，可能也等同于对天才沦为平庸的惋惜。

　　其次是承认。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认为：“承认是科学王国的通货。” 对于一名科研工作者而言，最好的奖励就是科学共同体的承认；对于一名身患重症的病人而言，最好的药方同样是来自外部世界的承认。在最孤独和惶恐的日子里，纳什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安排的一个研究员的闲职，这对于彼时的他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认可。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纳什开始与幻听症抗争，逐渐从疯癫中苏醒，依靠意志实现康复。

　　纳什的例子说明，对于行将就木的废人，承认他的才华，给予他发挥优长的平台，可能产生如枯木逢春的再造之功。正如一位普林斯顿的异常心理学教授所说，“纳什不借助药物治疗而康复的案例引起了许多精神病学家的兴趣。……在我看来，真正治好纳什的也许不是他过人的智力和意志力，而是荣誉。”20世纪70年代以来博弈论的发展，让纳什声名渐隆。而在1994年夺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他似乎一夜间开朗了许多，简直有脱胎换骨的改变。

　　再次是时间。一个科研工作者，从他选择科学作为职业的时候开始，受“不发表即死亡”的生存法则约束，就要与时间展开毕生的博弈。中国著名科学计量学家赵红州认为，科学劳动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比任何一种物质生产劳动都更需要旺盛的精力和高度的创造力。在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个记忆力方兴未艾、而理解力运若转轴的时期，即科学发现的“最佳年龄区”。研究发现，这个科学创新的最佳时间是22—45岁。

　　与爱因斯坦类似，纳什的成功也源自于早年的高水平创新研究。1950年，22岁的纳什以非合作博弈为题的完成博士答辩，提出后来被称为“纳什均衡”的博弈理论。正是“纳什均衡”，奠定了他在当代博弈论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也正是得益于“纳什均衡”，让身心陷入困境的纳什，重新返回学术研究的中心，在70、80年代的数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进化生物学研究中，纳什的名字开始活跃起来，这些成就帮助他最终荣膺诺贝尔奖的至高荣誉。

　　从时间的维度来审视发生在纳什身上的奇迹，可以得出两点启示：一是科学研究要抓住关键的时间节点，作家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突破性的创新成果同样应当尽早实现。二是科学研究不必围绕当前最时髦的、最热门的方向展开，一味地追逐潮流并不可取，而是应当和爱因斯坦、纳什一样，做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研究，换言之，也就是开创领域、引领潮流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就绝不会被时间所遗忘，而是被作为经典世代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