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在向学术界告别之后，不久前，北大中文系资深教授钱理群又在三联书店以《我与青年》为题演讲，意在向青年告别。

　　他建议年轻人：一要抓紧大好时光，自由读书，为建立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要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本版摘编部分演讲内容，以飨读者。

　　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

　　1978年，我考上北大研究生，闭门读了7年书，到1985年正式开课讲《我之鲁迅观》，接触的是“60后”“70后”的青年了。

　　在《我与北大》一文里，我谈到上世纪80年代和“60后”“70后”青年人一起读鲁迅，课堂上形成了一股“鲁迅—我—学生”心心相印、声气相通的气场，那几乎是以后很难重现的。

　　在2002年退休以前，我在北大的最后一批学生，是1980年～1983年出生的，我也就有机会接触“80后”的青年。但我真正关注与思考这一代人，却要到退休以后。

　　《中国青年报》有一个“青年调查”，其中有两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报告透露，我国“80后”青年有将近2亿人，而且他们将要或者已经开始接班，这就不能不让人刮目相看了。二是围绕如何看待这一代人，社会的评价与“80后”的自我评价出现了巨大反差。许多人以“生活离不开网络”“重视外表，讲究穿着”来概括这一代人；但他们又批评“80后”“永远以自己为中心”“道德观念、是非观念、责任感普遍不强”等，却引起了“80后”的不满，因此发出了“请别误读这2亿青年”的呼吁。

　　我的演讲是响应“80后”、为他们辩护的。我的想法和说法很简单：“我在研究近百年历史时，早就发现，几乎每一代人都不满意于下一代，而且批评的言辞都差不多。”作为“五四”那一代人的代表刘半农，曾写过一篇文章批评上世纪30年代的青年人，批评他们“不认真读书，又喜欢乱骂人”。我是“30后”，是挨骂的对象，但我读了刘半农的文章就笑了：今天“30后”“40后”直到“70后”，某些人不是也在责骂“80后”“不认真读书”吗？但“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以致有资格再来批评下一代人”。

　　我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为下一代人，特别是年轻人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代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不能看得太重，而且最终也得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我们一是要相信青年，二是要相信时间。”现在，“80后”开始成为社会中坚力量，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也完全不一样了。而“80后”的某些人又开始对“90后”指手画脚了。这样的历史循环，是非常有意思的。

　　“40后”“50后”和我的年龄与精神气质都比较接近，我可以说是他们中间的人；在“60后”“70后”青年面前，我扮演的是名副其实的老师、父辈的角色，但我们之间的交往，还是少有距离的；对“80后”“90后”来说，我已经是爷爷辈的人了，他们接近我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大。

　　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

　　更重要的是，我已经无法和所有“80后”青年进行心心相印的交流了。我经常想起鲁迅的话：青年是不一样的，有睡着的，玩着的，也有醒着的。对“80后”睡着、玩着的青年，我尊重他们的选择，但已经无法和他们对话，这也属于正常。我能够交流的，是鲁迅说的，觉醒的或要觉醒的青年。所谓“觉醒”，就是在坚持自己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合理追求的同时，又有所质疑，希望有新的突破，寻求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更为健全的发展。我因此把他们称为“新一代的理想主义者”，既在根本上和我这样的老理想主义者有相通之处，又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在这样的意义上，我这个“30后”就与“80后”的部分青年相遇了。

　　我们共同的话题是什么呢？这也是我在和“80后”青年对话时谈到的内容。年轻人问我：你认为我们这一代存在什么问题？

　　我的回答是：“你们这一代人是在应试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现在进了大学，在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就突然失去了目标与方向。这背后其实是一个信仰缺失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也有，‘上帝死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我们的理想、信念，以至信仰，就成为我和“80后”的新理想主义者进行精神交往的聚合点。

　　我对年轻人的建议，通常有两条：一是要抓紧年轻时代的大好时光，自由读书，尽可能广泛地吸收古今中外的精神资源，为建立自己的信念与理想，打下知识与精神的底子。二是在可能范围内，适当参加社会实践，特别是到底层，到农村去，了解中国国情，与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这是建立信念与理想之根。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我自己，我们这几代人的成长之路、人生基本经验。在我看来，这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也还是有意义的。（据《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