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海威

　　创业一年后，许知远才找到既可以自我安慰、又能激励整个团队、也对外界和投资人有所交代的答案：“单向空间要重新想象书店，重新定义阅读、消费、食物、旅行……”

　　结缘“梁启超”

　　在城市之光书店，许知远撞见了梁启超。

　　照片上100多年前的梁启超，弥漫着自信，不像流亡者，“竖领白衫系着领带，中分、服贴的短发，镇定的眼神，与梁朝伟有几分相似……”作为19世纪全球化浪潮的受益者，“梁启超由一个辅助性的旧政治变革者，变成了一个现代知识分子、舆论领袖、全球旅行家”。这让许知远神往不已，他想沿着梁启超的流亡路线重走一趟，为自己这几年一个宏大的写作计划《梁启超传》搜集素材。

　　2013年10月，许知远暂别同期筹备创业的同事，去伯克利大学做访问学者，远离国内的喧嚣：三中全会、反腐、净网、自贸区、恒大夺冠……他像在逃避什么，又在寻找什么。

　　泡图书馆，采访被历史遗忘的流亡者，在孙中山当年坐渡轮的Sacramento河边喝酒。有一天他在书店买到诗人米沃什的签名书，兴奋地在微信朋友圈里说：“我准备把整个莎士比亚买给单向街，以证明中国没白崛起……”

　　作家许知远的哀叹

　　历史的复杂，现实的混乱，使许知远迫切想走近梁启超。“他的巨大名声似乎遮蔽了他的复杂的贡献。在中国面临的多重转型中，梁启超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他不仅影响了同代人，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者，包括胡适与毛泽东……”

　　他写《梁启超的美国之旅》，认为国内视角很少把梁启超置身于国际背景：帮助他逃难的是伊藤博文，他在美国访问J.P.摩根、西奥多·罗斯福，他还是巴黎和会的见证人，他晚年交谈的对象是泰戈尔、罗素。

　　但写书过程并不顺利，他经常哀叹：“不懂经学与史学、谈不了佛道，我怎么进入他们的内心，这雄心勃勃、自不量力的传记不知何时能写成啊？！”

　　创业者许知远扰乱着作家许知远。2014年6月，结束短暂的伯克利游学，他回到单向空间位于望京花家地原社科院研究生院老图书馆、缀满爬山虎的四层小楼，像个怪叔叔融入已经有几十号人（大部分是“90后”）的团队，也像个异类加入国内疯狂的创业大潮。

　　他在写作和创业之间纠结，比以前更忙碌了；开各种会，“心里颇有正安心成为小业主的得意与惶恐”；着急时发脾气，很快又为严苛而自责；他自嘲时间和注意力被分散了，“一个试图当产品经理的知识分子，的确不是个好作家”。

　　“许三观”能变成“许三多”吗？

　　2013年底，许知远往返伯克利、北京，跟投资人谈融资，发现身边还在做媒体的老友们多半沮丧，但凡创业的则意气风发。“这群好记者、好编辑为什么都要去创业？这个时代需要很多作家、律师、环保分子、NGO等，多一个炒美股的价值何在？”

　　他说：“希望以后我们能开连锁的单向空间，让驻店作家们遁入逍遥乡。”在这个概念下，单向空间未来的所有产品不会局限于北京的三家店，将更像“移动图书馆”，出现在京沪粤的高校、街头、院线等地方。产品可拆分、可模块化，根据客流量给大家提供体面的阅读环境，“让莎士比亚进入日常生活”。

　　创业也在更新着许知远的世界观。他开始对从前不屑的商人群体多了一些理解和尊重，像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张朝阳……他偶然看到刘强东的内部演讲，现场几乎所有人都拿着电脑记录，“别的方面我不知道，但是他能让一个这么大的组织运转起来，我觉得非常了不起”。

　　焦虑的时候，他会躲进历史里，用伟大的知识分子来激励自己，在抽象世界完成心理平衡。事情太麻烦，他正好有时间去研究马关条约。

　　他承认，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焦虑的一年。“快39岁了，很多压力同时涌来，创业者的压力，作为知识分子的压力，它们是混在一起的。我最担心的就是既成不了一个好作家，又当不了一个好创业者”。

　　“许三观”或许应该成为“许三多”。除了“不抛弃，不放弃”外，对创业者许知远更合适的格言是：“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做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好好活。”“信念这玩意儿不是说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长。”

　　4月，单向空间的院子里兰花烂漫，许知远习惯坐在室外的长凳上看书，也得以从室内火热又琐碎的新叙事革命中短暂抽身。这个下午，他翻开《风雨饮冰室》和《德语文献中的晚清北京》，一边琢磨晚上音频节目要聊的内容，一边焦虑何时能写成工程浩大的《梁启超传》……

　　（原载《财经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