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上海。寒意渐浓。应上海市外经贸委邀请，国际商报社派出资深记者金建杭和刚参加新闻工作两年的我，赴上海调研、采访刚刚起步的服务贸易试点工作。

　　就在这一年的7月，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的吴仪明确，将全国的服务贸易试点放在上海，而上海基于产业结构贸易结构调整和建设国际贸易中心提高综合竞争力的需要，随即启动了相关工作。事实上，随着《服务贸易总协定》于1995年正式生效，全球范围内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已经明显加快。“现实已容不得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是否有提前性。”

　　“我们带着一大堆问号来到上海。”的确，不仅是我们，在当时中国外经贸圈里的很多专业人士眼里，服务贸易是什么，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中国要进行服务贸易试点，试点又试什么，都是很新鲜的问题。

　　整整一个星期，在上海外经贸委研究室陈章远、何小瀛的陪同下，我们相继采访了世贸组织上海中心主任汪尧田、上海外经贸委主任朱晓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狄卫平，上海市统计局副局长黄璋、华东政法学院院长曹建明、等十余位官、学者，以及数家合资外贸企业。白天我们奔走在浦江两岸的各办公大楼，晚上回到外经贸委招待所，又不得不抓紧时间整理采访录音，消化各种扑面而来的新名词，新思路，一起讨论报道的架构。

　　上海“抢跑”的背后，是中国服务业的市场大门正在被打开。一个月后的12月初，日内瓦，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六次会议举行。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代表团团长龙永图阐述中方服务业市场开放新举措，并表示争取加快入世谈判的诚意和决心.。几天后，本报记者张海洋在报道本次会议的综述文章《服务贸易：不容回避的谈判焦点》中写到，“中国的入世谈判全面进入了涉及面更广、推进难度更大的服务贸易谈判领域。”

　　从1997年12月6日开始，本报开始推出《上海国际服务贸易试点前奏曲》系列报道，该报道一共8篇，全面记录了当时上海探索服务贸易发展的所思所为。毫无疑问，在那样一个时点，中国开放服务贸易需要相当的心理准备和基础准备，而我们和我们的报纸，很幸运地见证、推动了一个新时代的发端。

　　“我们带着对一个新事业萌生的憧憬与思索回到北京。”弹指间，18年的岁月流走，中国的服务贸易快速成长为世界第三，而上海，在历经探索实践后，其服务贸易也开始形成大力发展的良好势头。不仅所有服务贸易进出口项目大类均早已实现了贸易量，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大量国内外优秀服务业企业落户于此，上海已经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服务贸易中心城市。率先试点的上海，继续不断地创造了多个第一:在全国第一个设立服务贸易处，在全国第一个成立服务贸易协会，在全国第一个建立服务贸易统计指标体系，在全国第一个发布服务贸易年度报告，第一个推出上海服务贸易促进指导目录。上海服务贸易统计数据可采集年份始于2000年。到2013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725.4亿美元（其中出口595.4亿美元，进口1130.0亿美元），占我国(内地)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28.1%，服务贸易对上海开放型经济的贡献度进一步加强。

　　所幸，我和我们的报纸都不曾远离这一历程。

　　其实，站在奔涌向前的潮水岸边，记录，也可有静待花开般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