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新常态”：我们注重处理好经济社会发展各类问题，既防范增长速度滑出底线，又理性对待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既强调改善民生工作，又实事求是调整一些过度承诺；既高度关注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群体性事件等风险点，又采取有效措施化解区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风险。

　　此后，习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阐述了“新常态”的内涵。2014年5月10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的讲话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2014年7月29日，习总书记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2014年11月9日，习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上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准确研判了中国未来一段时期的宏观经济形势、充分展现了党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决策定力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提出这一重大战略判断？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基于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正确分析和准确研判。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

　　2010我国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还不是经济强国。按照IMF于2014年10月份最新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称：按照购买力平价进行核算，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14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超过7000美元，位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但收入分配问题很多。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最新的划分标准，我国属于人均国民总收入3856-11905美元之间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同时意味着我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风险。截至 2014 年，拉美地区国家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为40年，其中智利43年，乌拉圭41年、墨西哥40年，巴西39年，哥伦比亚35年，阿根廷更是长达52年。

　　国际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步的发展阶段时，往往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忽视技术进步、结构优化，以致出现经济与社会、城乡、地区、收入分配等结构失衡。伴随着问题的累积，容易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甚至严重下滑。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就要需要准确研判新阶段的特征，重新定位，实现转型升级。

　　“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研判源自，我国正处在“三期叠加”的特殊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2012年开始结束近20年10%的高速增长，转而进入增速换档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8%；201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7%；201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为7.4%。根据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预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0%左右。

　　目前我国正在经历结构调整的镇痛期，2012年底，我国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仅为72%、73.7%、71.9%、73.1%和75%，明显低于国际通常水平。而在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政府出台的4万亿投资结构中，45%是铁路、公路、机场、城乡电网的投资，使得目前我国仍处于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国内经验表明，科学认识新常态，逐步适应新常态，必须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而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三期叠加”，这是研究和分析新常态的前提条件。

　　国际经济格局正在深刻调整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重大战略研判第三个背景在于，国际经济格局正在深刻调整。目前全球经济增长缓慢，强国重定游戏规则，各国在进行经济结构和发展模式调整，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区域合作——重塑世界贸易版图，对我国等新兴经济体形成反制。

　　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发展形势，外部需求常态萎缩，发达国家将“再工业化”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发出向实体经济回归信号，围绕信息、生物、环保等领域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竞争愈演愈烈，我国的外部需求萎缩可能会成为“常态化”。

　　外需是支撑我国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而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外部需求萎缩将成为常态化，这种变化将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转向常态化的中高速阶段。

　　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表面上上看增长速度的放缓，其实质是宏观经济背景下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和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作者：张占斌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