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实碳达峰行动方案。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表示,必须深入分析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充分认识实现“双碳”目标的紧迫性和艰巨性,研究需要做好的重点工作,统一思想和认识,扎扎实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先立后破推进能源转型
减碳一定要把握好先立后破这个原则。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必须立足富煤贫油少气的基本国情。
全国人大代表、淮北矿业集团煤电技师学院高级工程师杨杰表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必须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现阶段,要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同时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与新能源优化组合。
杨杰代表认为,应加大煤炭清洁高效低碳利用关键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力度。鼓励开展煤炭清洁高效低碳利用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攻关,将碳捕捉、碳封存、碳循环利用等关键性技术攻关项目列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能源重点创新领域和重点创新方向,推动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示范工程建设,重点突破煤炭清洁高效低碳利用关键核心技术。
全国政协委员、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表示,布局要做好“全国一盘棋”,要算好“西能东输”的经济账,把西部地区的清洁能源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目前,跨区域消纳不足、电网调节等仍制约西部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要研究如何破解西部有电发不出、发出卖不掉等难题。还应算好“产业转移”效益账,不让西部在“存量减碳、增量避碳”的产业发展中掉队;算好“固碳增汇”生态账,打通西部“点绿成金”转化通道。
沈南鹏委员建议,加大跨区可再生能源配置建设,落实东中西部地方政府合理承担相应清洁电力发展责任。同时,以单位GDP碳排放考核带动换道领跑。此外,做实碳贡献的量化和补偿。扩大西部地区风光电发展的土地供给,让西部减碳贮碳固碳地区得到更多实惠。
加快推广绿色低碳技术
“有研究数据表明,仅靠自然系统实现碳中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关于技术赋能“双碳”,全国政协委员、苏州科技大学城市发展智库(高级研究院)副院长宋青认为:“自然系统无法‘消化’的碳排放量,就要交给科技来解决。”
在碳排放的全链条全环节中,绿色低碳技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源头上,可再生能源、氢能等关键技术可推动传统化石能源的应用向新能源转换;碳排放过程中,低碳技术、低碳工艺对工业流程的再造和提升将大大地降低碳排放量;碳排放后,碳捕获等负碳技术的应用成为降低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关键。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龚胜生告诉记者,三氧化硫的限排和治理更为迫切。三氧化硫是大气中二次“气溶胶”的重要组成,燃煤电厂因烟气中的三氧化硫生成的凝结物,会加剧空气预热器的腐蚀和堵灰,使能耗增加,影响电厂安全运行。龚胜生委员建议,加快制定三氧化硫排放限值政策,加强燃煤电厂提标改造的政策支持,加大燃煤电厂三氧化硫治理技术试点推广力度,建设三氧化硫污染物排放监测信息平台。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英视睿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宗表示,当前,我国碳监测与评价体系面临二氧化碳排放数据缺乏、监测网络薄弱等问题。建议加强二氧化碳监测技术与标准研究,既要建立全国性、高密度、网格化的地面监测体系,也要加强二氧化碳卫星遥感技术研究,并建立自主研发、自主发射、自主运行的卫星监测体系。在实现监测数据覆盖性、连续性、独立性的基础上,加强二氧化碳排放精细化监管方法与体系研究。
针对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应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原董事长董强表示:“氢燃料是可以实现零碳排放的清洁燃料,但现阶段大规模氢气的安全获取、安全储存、安全运输、安全使用等仍是全球性难题,相关技术、标准都是攻关重点。”
如何突破绿色低碳技术的现有瓶颈?董强委员建议,强化基础科学研究,提升原创能力,加强绿色能源、绿色工业、绿色消费等环节的重大战略技术支撑,通过技术不断改进迭代,提升绿色低碳技术的成熟度。
“实现‘双碳’目标迫切需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董事长郑杰说,以数据中心、5G为核心的“新基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基础。目前,数字“新基建”的能耗与碳排放量问题不容忽视,要有序推动新型基础设施绿色高质量发展。
郑杰代表建议,加快数字“新基建”的能耗评价和碳排放标准建设,建立更科学合理的数字“新基建”单位GDP能耗和单位GDP碳排放评价体系;加快推进能耗智控建设,积极鼓励能源管理领域5G、物联网等数智技术的应用,鼓励搭建满足区域性、行业性发展特征需求的管理平台,实现数智析碳、精准降碳。
完善激励约束机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完善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政策。宋青委员说:“这是立足国情,基于我国‘产业结构偏重、能源结构偏煤’的客观实际,将有效遏制‘运动式’减碳和‘一刀切’控碳等现象。”
宋青委员认为:“这是重要转变,意味着更有弹性的能源管理机制正在构建,更有利于能源行业发展空间拓展。”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表示,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是制度调整的正确方向,碳达峰碳中和的核心是排放总量控制,应尽快建立起国家层面的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建议选择有条件的地方和行业开展二氧化碳排放增量控制试点,为全面建立“双控”制度,最终实施碳总量控制提供实践经验。加快扩大碳市场规模和市场基础能力建设,与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相融合。
(责任编辑:张紫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