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 朱列玉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陈瑞爱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 张育彪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孙晓梅

　　在“银发危机”和“刘易斯拐点”的双重压力之下，“全面二孩”政策自今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实行了30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退出历史舞台。

　　怎样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这是近十年来，我国一直在试图破解的一道难题。

　　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近年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断上升，从2010年13.3%提高到2014年的15.5%。目前，中国已成为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一个直接问题就是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

　　面对上述局面，有观点认为中国陷入“刘易斯拐点”隐忧，即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人口红利慢慢消失，甚至枯竭。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就提出，“十三五”时期人口红利将加快消失，表现在一系列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上面，进一步降低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全面二孩”后，能否让我国的人口结构有明显改变？成为了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热议的一个话题。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必然会带来生育总数的增加，但是到底能将生育率提升多少，没有一个理论能够证明”，蔡昉接受采访时说。

　　3月8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称，根据测算，到2050年，劳动年龄人口大体会增加3000万左右，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会有所降低，“这样使人口的结构更趋于均衡”。

　　2015年12月，河南新乡市统计局做了一个“二孩”政策对新乡人口增长影响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二孩”实施后，新乡市每年的人口出生率将会由过去的11‰左右提升到12‰左右。

　　但这份调查还透露出另一个问题，就是“不愿意生”。在被调查的4002名居民中，尚未生育“二孩”的2798名居民当中，愿意生育“二孩”的仅800人，所占比重不足三成。为什么？调查报告称，排在第一位的理由是“经济条件不允许”，占比接近四成。

　　一些代表、委员们也认为，新乡上述调查报告呈现出的生不起、养不起等，是横在“二孩”政策面前的现实经济问题。

　　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表示，将采取多项措施，解决“生不起养不起”问题，例如合理配置幼儿照料、学前教育和中小学教育等公共服务资源等。

　　“补贴企业，降低生二孩用人成本”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 朱列玉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此前就曾提交“关于调整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允许生二孩的建议”。本次人代会，他再次提交跟“二孩”有关的建议，呼吁完善政策，降低生育二孩对女性的不利影响。

　　新京报：你认为哪些原因导致一些妇女不愿意生二孩？

　　朱列玉：原因有多个方面，经济压力，学前教育、医疗资源配套等，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如果选择生育二孩，妇女面临来自职场和家庭的压力，严重影响生育意愿。

　　新京报：来自职场的压力是会受到歧视？

　　朱列玉：我在调研中发现，生育已成为女性遭遇职场隐性歧视的主要原因，女员工再生一个孩子可能会增加用人单位的成本，所以有的女员工极有可能就业中断或者收入下降。此外，也有一些女员工上班不久就生孩子，回来工作没过多久又辞职，这也是就业歧视出现的一个诱因。

　　新京报：你觉得该如何解决用工双方的这个矛盾？

　　朱列玉：政府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加大财政投入补贴企业，把生育女性的部分工资负担起来，不要让企业承担全部成本。

　　新京报：有具体的建议吗？

　　朱列玉：现在的生育保险在不少地方缺乏强制性。一些用人单位为了节省成本，不为女职工缴纳生育保险费。我建议增强生育保险在各地的强制性，同时加大财政投入，根据企业生育保险申领情况，给予企业一定的税费减免政策，补偿企业付出的成本。

　　“通过立法解决‘入园难、入园贵’”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陈瑞爱

　　全国人大代表、华南农业大学教授陈瑞爱告诉新京报记者，“全面二孩”后势必增加学前教育的压力。从今年1月1日“全面二孩”正式实施，到“二孩”上幼儿园等第一个学前教育高峰来临，还有五六年时间，这段时间应该加快建设学前教育体系。为此，本次人代会她提交了关于加快制定《学前教育法》的议案。

　　新京报：你在调研中发现学前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陈瑞爱：“入园难、入园贵”现象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在调研中发现，各地财政性学前教育经费占比很低，同时，学前教育还面临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新建农村幼儿园徘徊在体制之外，民办幼儿园面临留不住人才的问题。

　　新京报：“入园难、入园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有多大？

　　陈瑞爱：很多年轻夫妇不敢生、不愿生，最大的压力还是经济负担，“入园难、入园贵”自然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学前教育就像衣服上的第一颗扣子，第一颗扣子扣错了，剩下的扣子就全都错了。家长们当然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扣错第一颗扣子。“全面二孩”后，更应该加快完善学前教育体系。

　　新京报：你有什么建议？

　　陈瑞爱：我建议学前教育的责任主体、办学主体、投入主体是谁，通过立法的形式列出来。根据地区人口应该建多少幼儿园，师资培训怎么搞、经费怎么保障，这些也都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对生育二胎家庭应给予适当奖励”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 张育彪

　　在2014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市龙岗区南岭村社区居委会主任张育彪就提出“普遍二孩”建议，国家卫计委当时答复称，将组织开展关于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总体思路和方法步骤的课题研究，不断推动调整完善生育政策。

　　今年1月1日“全面二孩”正式实施后，张育彪又带着一份跟“二孩”有关的建议上会，呼吁对生育二胎家庭给予适当奖励。

　　新京报：据你了解，“全面二孩”后生育意愿有没有改观？

　　张育彪：从目前的情况看，全面放开二孩后，可以生育二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并没有得到明显扭转。虽然政策刚刚实施，具体效果有待观察，但根据社会舆论和不同人口学者的测算，全面二孩放开对人口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低于预期。

　　新京报：你觉得什么原因影响了生育意愿？

　　张育彪：经济负担重是大家不敢生育二孩的重要原因。实行“全面二孩”政策不能一放了之，应该跟踪出台更细化的配套政策，让大家愿意生、敢于生。

　　新京报：其他主要原因还有什么？

　　张育彪：二孩时代，孩子由谁来带，是摆在年轻夫妇面前的重大问题。婴幼儿托管机构偏少，一般都是民办，运行管理不够规范。有的婴幼儿托管机构还是小区里的“大妈大婶”办的，缺乏监管，存在不少隐患和问题。我建议，将学前教育之前的婴幼儿托管纳入市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吸引社会资本开办托儿所，还可以试点由国有企事业单位开办公共的托儿所。

　　新京报：什么样的措施对于减轻生二孩家庭的经济负担最有效？

　　张育彪：我建议加快推进个税改革。怎么改，目前社会取得的普遍共识有两点：一是提高起征点，不要让个人所得税变成“工薪阶层税”；二是以家庭为单位征税，对实际负担重的家庭进行税前扣除，以及按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计税。不论采取上述哪一种方式，个税改革都能让孩子多、负担重、收入不那么高的家庭，比孩子少、负担轻、收入高的家庭少交一部分税，这对积极响应放开二孩政策、抚养两个孩子的家庭来说，是极大的支持。此外还应该对二孩家庭给予适当奖励。

　　新京报：还有其他建议吗？

　　张育彪：应当加大对生育二孩的宣传，适时出台对生育二胎家庭的适当奖励政策。例如，在某家婴儿出生后，政府可委派当地居委会(村委会)干部上门，送上一定的慰问品和慰问金。花费不需要太高，但有利于在社会上形成鼓励生育二孩的风气，起到政策推广的作用。

　　“制定协助生育法规解决‘代孕’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 孙晓梅

　　与“不敢生”相比，还有的家庭面对的难题是“想生生不出”。全国人大代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去年调研了七个省市的妇幼保健情况。

　　她告诉新京报记者，调研中发现三个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年轻夫妇在生育上出现了问题，想生生不出；一些中年夫妇由于年龄偏大、身体条件欠佳，同样想生生不出。与上述两个问题“呼应”的就是，存在不少黑中介、黑代孕机构。

　　孙晓梅说，2014年她围绕生育情况做的另一项调研表明，目前存在一定的代孕需求。她曾经遇到一个失独家庭，很想再要一个孩子，可女方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夫妇二人咨询了一些代孕机构，无奈费用太高，最终二人离婚，男方重新组建了家庭生了孩子，留下女方一人。

　　孙晓梅认为，“全面二孩”后，会不会进一步滋生黑中介、黑代孕市场？这个问题值得警惕。如何满足“想生生不出”家庭的代孕需求，规范“代孕”市场，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她建议广泛征求各界的意见，“是不是可以专门制定一部协助生育方面的法规，对‘代孕’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代孕’是合法的，什么情况下违法，谁来监督，包括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规定？”

　　另外，孙晓梅还认为，“全面二孩”后，女性的平等就业权将更加难以保障。她对新京报记者说，本次两会她再次提交关于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议案，议案中还附上了她和一些专家起草的反就业歧视法专家建议稿，其中写明：禁止基于性别、婚育状况的歧视。

　　去年人代会期间，孙晓梅就曾提交关于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的议案。人社部答复称，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也是未来的重点工作目标，将积极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相关立法调研工作，总结实践经验，待条件成熟时向立法机关提出立法建议，推动反就业歧视法尽快纳入立法计划当中。

　　★个案

　　42岁女老板晒出二孩“备孕账本”

　　从去年11月以来，深圳市化妆品公司老板樊启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情：全力备孕，怀上第二个孩子。

　　樊启现年42岁，丈夫是上市公司高管，19岁的女儿已经读大一。“原来没想生，可去年孩子到外地读书以后，两个人过日子很孤单，加上二孩放开了，就非常想再生一个”，她说，除了钱，她面对的是怎么能生出一个健康宝宝的问题，“年龄大了，怀孕不容易，怎么能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更不容易”。

　　为了生出一个健康的孩子，去年12月，她成为一家外资妇产医院的贵宾客户，每个月都要到这家医院定期检查激素六项、卵泡数量等生育指标。“前几年太拼了，总熬夜，还要应酬喝酒，身体糟蹋得挺厉害，所以备孕‘亚历山大’。”拿着这家外资医院的检查报告，樊启还会到一家中医院挂专家号“复诊”，开中药调理身体。

　　仅这两项开支，3个多月已经花了3万多元：成为外资妇产医院的贵宾，“门槛”是先交1万元；到中医院挂专家号，一次是300元，每次开的药也是千元以上。

　　不过，和“身体备孕”开支相比，“住所备孕”开支才是大头。樊启目前的住房是深圳福田区一套两室两厅的住房，100多平方米，三口之家住着正好。“现在这套两室两厅的，想换成三室两厅的，否则老二生出来住着太挤。”她说，原来就想换套房，可一直没行动，备孕计划使置业换房计划提速。

　　目前，备孕三个多月的樊启还没动静，有点着急。她告诉记者，目前正在打听试管婴儿和“代孕”。“如果到了今年下半年还没动静，就准备出国想办法。”她说，这肯定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再加上如果顺利生产的月嫂费用、奶粉钱等，以及未来的私立幼儿园入园费等，以后花钱的地方很多。

　　“二孩市场是笔大生意，我跟我老公开玩笑说，真能如愿再生一个，以后就不做化妆品了，开个‘二孩妈妈’全照料中心，提供从备孕到生产的全套服务，肯定赚钱。”樊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