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际财经圈来说，2015年的最后一个月注定是不平凡的：欧洲降息及保持量化宽松不变，美国加息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候。在这样的一个敏感时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货币政策走向已经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欧洲央行3日召开例行货币政策会议，决定下调欧元区隔夜存款利率10个基点至负0.30%，维持主导利率和隔夜贷款利率在0.05%和0.30%不变；同时决定将每月600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延长至2017年3月底，并在必要时进一步延长。

　　无视欧洲央行降息及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12月3日，美联储主席耶伦继续重申美元启动首次加息的可能性。

　　美联储将于12月15-16日举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市场预期美联储届时将结束2008年12月以来的零利率状态，启动多年来首次加息。

　　从欧洲和美国在货币政策的选择上来看，已经是背道而驰了。尽管耶伦还表示，美联储可以在加息之后再掉头降息，但美元加息临近的预期已经对大宗商品期货、美元、黄金等市场走势产生了很大影响。当然，美国加息预期的升温以及欧洲降息对中国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因为业界广泛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崩溃”就与中国的需求疲软有关。

　　面对美欧两大经济体采取截然不同的货币政策取向，中国的货币政策该如何应对呢？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今年以来没有受到国际经济金融领域的波动影响，坚定不移推进金融改革进程，并在国内外取得了丰硕成果。比如，国内取得的成果包括取消存款利率上限、人民币汇率报价机制改革、存款准备金率考核改革等；国外取得的成果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在境外多点开花、人民币获准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首批境外央行类机构进入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等。

　　尽管取得了这些丰硕成果，但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进程并不会放慢。央行副行长易纲近日强调，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央行都会尊重市场供求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但如果人民币汇率的波动超过一定的幅度，或者说有一些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讨论的国际收支发生异动的情况下，或者是国际资本流动发生异动的情况下，那么央行还会果断地进行适当的干预。这个干预的结果是使得整个汇率的形成机制，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向今后进一步走向市场化的过程更加平稳。

　　易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是央行对待美欧货币政策分歧的态度，即以我为主、干预适度。

　　今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总体来说是按照既有政策框架来进行的，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基于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而做出的。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深度地融入了世界经济，货币政策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宏观经济格局和一个复杂的金融市场环境。所以货币政策需要平衡好国内经济与外部经济融合的问题。这种融合需要我们稳步推进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继续重视数量型工具，但要更加重视价格型工具，尽快完成货币操作框架的转型，尽快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利率走廊，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进行有效“输血”。

　　对于美欧货币政策取向或者具体工具的使用，我们不但要密切关注而且要有切合实际的应对措施。但这些因素不能成为拖住金融改革开放的“后腿”。在具体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上，应视国内经济金融领域的需要，适时降准降息或使用其他定向工具，以确保经济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