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行动成效斐然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渐趋悲观。而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国在未来仍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中国改革深化进程正在开始展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成效。

　　首先，中国经济的系统性风险在逐步收敛。

　　在他看来，集中在腐败、财政、地产和债务领域的风险，正在被密集有效的改革措施逐步清理。

　　就反腐问题而言，经过持续艰苦的努力，党风政风已为之一清，依法治国日益明晰。“对比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腐败问题对中国经济乃至未来中国国家命运的影响，应该说反腐倡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这对奠定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会起决定性作用。”

　　就财政问题而言，尽管当下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但地方债务问题得到了厘清，两万亿元地方存量债务置换的推进，化解了地方财政的燃眉之急。“财税体制改革推进较快，财政风险有所缓解，正走在有条不紊的重建之路上。”

　　就地产问题而言，2014年全年地产持续下行，库存高企，地产资金链条绷紧。“今年4月，地产系统性风险出现了趋于缓解的转折点。一线城市及周边的地产回稳趋暖，以及涉房融资，尤其是按揭贷款利率的持续下行，使中国房地产接近软着陆。”

　　就债务问题而言，在两年前，炒作中国巨债非常流行，热衷于只看到中国总债务余额占GDP比重超过2.5倍，却忽视中国政府、企业和居民的资产端至少相当于6～8倍的GDP。“目前，影子银行体系已重新回表，股市泡沫基本撇除，房地产泡沫渐呈可控，钢铁煤炭等过剩产能引致的不良资产充分暴露。当下，人们逐渐既看到中国的债务，也看到了资产、风控和机遇。金融系统性风险在平稳化解之中。”

　　其次，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和转型效果在逐步显现。

　　钟伟认为，这些积极因素，体现在潜在增长率、实体经济和创新能力方面。

　　就潜在增长率而言，中国有能力在2020年之前维持7%左右的经济增长。决定潜在增长率的是资本形成、人力资源和全要素生产率等；就资本形成而言，中国作为人均GDP仅有美国七分之一的发展中大国，国内资本积累的有效需求和投资能力仍然旺盛；就人力资源而言，不断上升的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及智能机器人的崛起，使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可能更为平缓；就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而言，中国余地尤大。

　　就实体经济转型而言，当下中国实体经济很可能已度过最艰难的时刻。他分析说，过去六个季度，中国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的税收净利润率已逐步维持在5%以上。进入2015年以来，央企利润总额不再减少，地方国企呈6%～8%的利润增长，私营部门的利润增长更快一些。从工业投资，增加值，利润率和利润总额看，很可能今年二季度实体经济已接近低点。

　　就创新能力而言，中国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业的技术化日益明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重大技术创新逐渐呈现由点到面的加速扩散。包括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产业，以深圳为典型的区域，以国防、信息和新能源为代表的行业，开始呈现持续活力。“创新大有成为中国经济之魂之势。”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仍在苦苦挣扎，即便率先退出量宽的美国经济，其增长也仅是IMF总裁拉加德所形容的‘新平庸期’。与此相比，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围绕在7%的增速，无论从速度和质量上来说，都仍然突出。”钟伟从国际横向视角得出的结论是，笃力改革的中国经济，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稳定的“压舱石”。

　　为世界继续“遮风挡雨”

　　“想象一下，如果中国没有大幅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会怎样？那么，在全球金融危机后，大宗商品价格就不会快速回升。许多新兴国家会发现本国缺少出口收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直接面临着国际收支危机。”

　　“再想象一下，如果人民币没有大幅升值，结果又会怎样？世界其他地区的货币就不会贬值，许多国家的货币环境会比现在更加紧缩。尽管出口不景气，中国政府仍然容忍了人民币持续升值。”

　　对一些国际舆论的“健忘症”，汇丰银行高级经济顾问简世勋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尽管也出于自身利益，中国一直为世界“遮风挡雨”，“中国充当了全球经济的减震器，像一个沙袋，似乎能够吸收那些本可能阻碍全球增长的衰退冲击。批评中国内部失衡是很容易的，但如果不考虑这些失衡在稳定全球经济中的作用，那将是大错。”

　　他给出了三条证据：其一，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大量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转向了“内需第一”。总投资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07年的41%升至2013年的47%，拉动了全球需求；其二，同时调节经常项目盈余下降，经常账户盈余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10.1%巨幅下降到2014年2.1%，向国际市场贡献了宝贵而巨大的需求资源；其三，允许人民币稳步升值，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涨了25%。

　　“明显看出，近年来，中国成了世界的‘最后的消费者’，而传统上这一角色更多是由美国扮演。随着其他许多经济体，尤其是美欧开启‘大规模去杠杆’，北京方面起到了平衡的作用。”在简世勋看来，“如果中国没有扮演这样的角色，世界面临的危机可能要严重得多。”

　　韩保江认为，与其他国家进行的革新或变革相比，新一轮中国改革突出的特征是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改善民生，增强普通老百姓在改革中的获得感，使其切实分享到改革成果。比如，最令中国决策者欣喜的数据就是，2012～2014年，中国新增就业人数逆势而涨，三年累计新增就业3900万，超过波兰全国人口数量；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9.2%，城镇人均收入增长了23.4%，双双跑过了同期22.8%的GDP增速。

　　改革带来收入增长，庞大的中国消费者为世界各国带来了无穷商机。《中国游客境外旅游调查报告2015》显示，2014年中国境外游人数首次超过1亿，达1.07亿人次，增幅为20%。其中，220万中国游客赴美旅游，在美期间消费达238亿美元。而这绝非中国海外旅游潮的峰值。据该报告预测，中国境外游游客数量未来四年内有望达到1.74亿人次，年消费总额达2640亿美元，几乎等同于新加坡GDP。

　　这只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程中，经济发展的回旋余地、增长潜力仍然空间巨大的一个细节。正如习近平对海外媒体所言，“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持续推进，居民储蓄率高，消费潜力巨大，人民工作勤奋，中等收入者比重在提高，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市场空间和潜力都很大，今后一个时期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有基础也有条件。”

　　特别针对有关中国投资环境发生变化、外资对中国失去信心的说法，他给出了两组分量很重的数据予以回应：2014年，中国吸引外资规模居世界第一，达到1200亿美元，连续23年保持发展中国家首位。今年头8个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853亿美元，同比增长9%；今年上海美国商会发表的报告显示，约95%的受访企业计划加大或维持在华投资。

　　习近平意味深长地说，“这是300多位美国企业家的选择。”

　　就在他说这番话的一周前，美国GE公司和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公司(国机集团)签署战略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联手推动非洲地区的清洁能源项目，旨在帮助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实现用电人口翻一番的目标。该项目已被列为习近平主席访美之前中美经贸务实合作具有实质性成果的项目之一。

　　GE全球高级副总裁兼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段小缨女士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在中国进入新常态的历史阶段，GE提出了将“源中国、汇全球”作为在华战略支柱之一，而支持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中走出去的企业，标志着美中两国经济合作的新思路、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