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部取消出租车营运权使用费;2018年起不再管控出租车数量;车费由市场定价;鼓励与互联网结合的‘专车’。”本月初，浙江省义乌市出台的《出租汽车改革运行方案》改革力度之大，一时被媒体热捧为中国出租车行业消除垄断的“破冰”之举。这一改革也受到交通部高度认可。

　　而在义乌市运管部门相关人士看来，这次改革与其说是“主动”革新，不如说是市场“倒逼”。长期以来“打车难”、“出租车因份子钱高罢运”，加上“滴滴、快的、Uber等新型专车的抢地盘”，义乌出租车行业几乎到了举步维艰的境地。改革能否破局?改革后各方利益如何调整?能否全国复制?让人拭目以待。

　　墙内开花墙外香。浙江出租车改革方案公布将近20天，在全国引起的反响远比在义乌的反响更强烈。

　　出租车司机:

　　收入不一定会增加?

　　听到记者兴致盎然地谈义乌的出租车改革，司机赵刚(化名)显得有些淡然。他一面在靠着路边的车道上娴熟地开着车，一面用余光“扫射”路边，寻找打车的人。车上已经搭乘的乘客似乎并不在意。初到义乌的人可能并不习惯，作为国际商贸城，“拼车”早已是约定俗成的惯例。

　　这名来自湖南的“老司机”已经在义乌开出租车多年，早已练就一身眼观四路、耳听八方“载客找客”的绝技。赵刚告诉记者:“如果不拼客，一个月挣不到什么钱。”他和另外一个安徽司机两班倒，轮值夜班的他平均每晚接30～40单，几乎一半是拼客。他告诉记者:“白天更多，大部分都是拼车。”

　　五月算是义乌出租车旺季，跑白班的司机老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从早上7时到下午5时，如果不拼车，一天收入不到500元，除去200元份子钱，150元左右油钱，中午饭钱，剩下不到200元，拼客才能挣200元以上。”

　　老吴算得很仔细:“如果政府明年取消向公司收取的营运权有偿使用费，受惠到每个司机身上，每天可以少交20～30元份子钱。但是将来出租车数量增加了，很难说收入会增加。”

　　据义乌市运管局出租车管理科科长龚一昌介绍:“义乌作为国际化城市，客商来往多，旺季时人流量达到230万，而近8年时间里，整个城市的出租车总量仅有1300多辆，利用率超过72%，而一般情况下，超过65%就应该增加运力。” 他解释:由于出租车司机和出租车公司一直以来对增加车辆都比较反感，为了行业稳定，就一直维持原状。

　　“严重的市场供需矛盾，造成出租车盛行拼客，黑车泛滥。”在龚一昌看来，出租车改革势在必行。

　　义乌政府:

　　吐出巨大蛋糕?

　　此次义乌出租车改革中“政府取消原本向公司收取的营运权有偿使用费”备受外界赞誉，被称为巨大“让利”。根据方案显示:2015年的营运权使用费，从原先的每车每年一万元降低到五千元，过去几个月多收的部分将退回;2016年起全部取消。

　　义乌市运管局一位负责人表示:这一块利益政府可以少拿，甚至不拿，但不能要求企业降低份子钱。

　　事实上，政府取消这笔收费，只占司机缴纳份子钱的一成左右。“平均到每个司机每天，相当于只减少30元左右份子钱。因为大头都是公司收。”司机老吴担心:“而且谁能保证公司愿意从牙缝‘挤出’这部分利益?”

　　义乌国有老牌出租车企业——恒风集团副总经理胡晓生则明确表示，一旦政府取消这笔收费，公司一定会将这份“蛋糕”送给司机。

　　可以预测，这一承诺无疑具有示范效应，虽然不完全取消份子钱，但还是给出租车司机们吃了一粒定心丸。

　　除了取消营运权使用费，此次义乌出租车方案还有两大亮点引人瞩目。

　　“将出租车数量管控权交给市场”，这被认为是政府发的第二大“红包”。龚一昌介绍:义乌出租车改革会有一个过渡期。在2018年以前，政府会对出租车数量进行管控，比如，今年将新增250辆新车。2018年以后，出租车数量完全根据市场需求调节。

　　随之而至的“第三大红包”，则是过渡期后，租车费由市场说了算。

　　“新老板”:

　　感觉不会再暴利?

　　义乌出租车改革方案指出，2018年之前，会逐渐增加出租车数量。这些增加的出租车将以怎样的形式运营?

　　答案已经给出。根据改革方案，义乌将在6家出租车公司基础上， 再新建5家公司。龚一昌告诉记者，除了新增的250辆车之外，还会从6家“老”出租车公司调剂出200辆车，新建的5家公司平分这450辆的营运权。

　　义乌政府公开“招募”这五家公司的“新老板”，引来近百人报名，最终通过公证摇号选出五家新老板。

　　楼显明就是幸运中签人之一。他和妻子成功成为新公司——义乌市顺凯出租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的法人。

　　中签后的楼显明电话很忙，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访电话纷纷而至。在外人看来，他并非出租车行业的行家。中签之前，他的主业是纺织。虽然如此，楼显明告诉记者，他曾经开过4年的客运班线，不能算完全外行。 他是看好出租车行业的未来前景。不过，他保守估计:出租车的利润应该还不错，但肯定不会暴利。

　　恒风集团副总经理胡晓生的说法印证了他的看法:“作为国有企业，每年每车的毛利只有4万元左右，民营公司好一点，每年每车大约5万元的毛利。过渡期后，随着车辆增加，公司毛利肯定会下降。”

　　还有一些老出租车企业负责人也支持他的看法:“外界觉得出租车公司暴利，其实没考虑其中的成本。”据了解，义乌出租车份子钱，每辆车每月大约8600元左右，公司向出租车收取的份子钱主要用在各种税费、管理费、清洁保养费、GPS等终端设备服务费，以及由公司承担的保险费等。

　　约定承包人:

　　身份变成公司股东?

　　在义乌出租车改革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约定承包人，这是义乌特色。这些约定承包人是此次出租车改革中利益改变最大的群体。

　　据义乌市运管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出租车运营牌照有公司也有个人。由于当时出租车的高额收益，车牌甚至被炒到“天价”，2001年，最高炒到近70万元。

　　刘华(化名)正是在1998年，炒牌将近高价时的“接盘者”，花了40多万元买了一张出租车牌照。当时全义乌市有这样的个体牌照498张。

　　1999年，义乌市将个体牌照的经营年限核定为8年，也就是说刘华花了40多万元，买的是8年的营运收益权。2007年，他的出租车营运权到期，按义乌市新规定，刘华身份变成“约定承包人”。也就是说，他的车辆营运权被重新收归公司，每车每月缴纳几百元管理费，不过大部分收益仍由刘华所得，而他所在的公司无利可图。

　　又过了8年，到2015年，“约定承包合同”不再续签，“每年约5万元的收益没了”，刘华一时很难接受。

　　据了解，在义乌，像刘华这样的约定承包人有300多人。此次，从义乌6家老牌出租车公司调剂出来归入新公司的出租车，多为这些“没有给公司带来利润”的特殊车辆。

　　这些约定承包人将何去何从?按照义乌市政府最新发布的《选择筹组出租车客运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发起人的公告》，他们可以参股新成立的出租车公司，成为股东。

　　不过刘华对股份的认购并不满意，他说:“虽然可以任选一家公司认购股份，但每车只认购0.49 股，要出资2.94万元，算下来，每年只能拿到不足1万元的分红。这比起之前的每年5万元的收入来说，降了不少。”

　　“二老板”:

　　即将消失的群体?

　　与很多城市一样，在义乌，出租车司机和公司之间，没有劳务合同关系。他们之间还存在一个群体，公司称他们为“中间承包人”，司机则叫他们“二老板”。“二老板”和出租车公司签订承包合同，再将出租车转包给司机。

　　此次出台的改革方案，让这些“二老板”们的地位岌岌可危。

　　来自湖南株洲的周平(化名)，既是“二老板”，也是司机。他说，自己已经陷入“仅做‘二老板’，无利可图;不当‘二老板’，又无车可开”的境地。

　　周平说:“如果只做‘二老板’，每辆车聘两个司机，每天向司机收取400元份子钱，白班晚班各200元;自己给公司的份子钱是每天330元，每天70元的差价，就是收入。”

　　很多人看来，每个月2100元不低，“但除去修车、事故赔偿、以及每年10万元承包押金的利息，所剩无几。现在没人愿意再当‘二老板’。”周平叹到。

　　为吸引“二老板”，从2015年起，出租车公司陆续将每年的承包押金降到6万元。5月15日，周平和杭长公司的4年承包合同到期，是否续签?周平犹豫了一个多星期。最终，他找了一个朋友做合伙人，两人一同与杭长公司签订承包合同，但他俩都是司机，“自己当老板，自己打工。”

　　既当“二老板”又当司机，这在义乌出租车司机中普遍存在。“改革总是好的，但我觉得还不够彻底，什么时候能把我这样的‘二老板’改没了，才是真正的成功。”周平认为，如果公司能和司机签劳务合同，而不是承包合同，自然就没了“二老板”，司机也能和公司共担营运风险。

　　恒风集团副总经理胡晓生告诉本报记者，即便签的是承包合同，公司也要承担很大风险。胡晓生强调，公司今后将不再和纯粹的“二老板”签承包合同，“承包人必须是司机。”

　　他曾向媒体表示:未来或许还将彻底取消“份子钱”，实行出租车司机员工化，以发工资的形式来招聘司机。

　　鼓励“专车”:或被误读?

　　与义乌出租车改革方案“三大红利”同时被赞的，还有义乌市政府对“专车”的态度。在改革方案中明确提到“要鼓励移动互联网与出租汽车行业融合创新”，被媒体解读为对“专车”鼓励，并将这一做法与广州、北京等地的做法进行了比较。

　　5月初，Uber专车先后在广州和成都被查，在杭州的线下培训点也被市场监管局查验。在国际上，Uber收到14个国家和地区的禁令。

　　义乌市运管局出租车管理科科长龚一昌对此特别解释:将互联网创新纳入出租车改革，义乌在这方面会尝试。他一再强调:“尝试并非可以无视法律，‘专车’必须是合法营运的车辆，严格禁止私家车进入营运。”

　　2013年，义乌运管局曾研发了一款打车软件“风速快的”，类似于现有流行专车软件，不过使用者甚少。

　　龚一昌在接受采访时心态开放地表示:“创新的平台可以进来，做到有进有出，这才是改革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