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伯特·恩格尔(RobertF·Engle)

　　■亚洲的系统性风险在持续上涨，现在已经达到了1.2万亿美元，而且真实数据可能比这个更高。其中，占比最大的是中国。对中国系统性风险贡献最大的是四大国有银行，突出表现在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上。

　　■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数据，中国总借债占GDP的比例，在6年时间内已经从140%增长至230%，考虑到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0%，那么，中国债务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应该超过了20%，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数字。显然，中国银行业在发展中冒了太多的风险，而它们之所以敢如此去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担保的存在。

　　■解决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问题，简单地依靠政府是不行的，银行业需要提高自己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国银行业对资产配置的效率并未提高。现阶段通过金融领域改革，通过资本市场的更加开放，将有机会改善中国银行业的资产配置，解决系统性风险，同时也解决债务问题。

　　很多美国人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时应该救助雷曼兄弟公司。另外一些人却不这么认为：如果救助雷曼兄弟，那么也得救助其他企业，每家企业都指望政府的救助，他们就没有足够的激励而好好地管理自己的风险，而且还会去冒更大的风险，产生更多的银行业问题。但是，如果不救助这些金融机构，整个金融系统或许会面临更大的风险。

　　第三种选择必须比这两种选择更好，它是什么呢？就是根本不介入金融危机。

　　应该如何避免金融危机呢？监管者和法规监管至少是答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监管机构的挑战就是防止金融机构冒太多的险。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些金融机构就没办法向其他参与者放贷，他们会抛售资产，这样一来就会降低资产的价格，使得其他的金融机构受害，而实体经济也会受害。卖资产是为了改善本机构的资产负债表，所以监管要做的是预防而不是救助。

　　监管当局必须解决好下一个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而不是解决上一个金融危机的余波。

　　亚洲的系统性风险在持续上涨

　　全球金融稳定性的前景如何？美国金融风险在改善，系统性风险已经比金融危机高峰期下降了2/3，这是好消息。欧洲的情况整体也在改善，但幅度不大，系统性风险目前仍未下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所以它的金融稳定性还不够好。

　　亚洲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系统性风险在持续上涨，现在已经达到了1.2万亿美元，而且真实数据可能比这个更高。其中，占比最大的是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系统性风险并未明显集中，而在此之后，中国的系统性风险呈现急剧上涨的趋势，目前已经超过了6000亿美元。

　　中国的风险来自哪里？对系统性风险贡献最大的是四大国有银行，然后是一些小的银行。

　　首先是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一类债务是地方债，从2008年的1.7万亿增加到前两年的10.7万亿，占到整个GDP的27%，三年之后地方债肯定还会增加，主要来自于4万亿的刺激。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房地产，为了支付银行的利息，政府就需要不断地出让土地，而这是建立在土地价格上涨的基础之上。如果土地价格停止上涨，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就会面临干涸的困境。从目前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已经面临这样的艰难时刻，要想找到同样具有持续性的收入来源并不容易。而地方政府和银行都不希望出现违约，这时候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银行继续向地方政府提供贷款。如此一来，贷款就会像滚雪球一样不断地增大。

　　另一类债务则是国企债务，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4万亿刺激政策给国有企业提供了大量资金，而很多企业可能并不需要，于是，这些钱就被投到了房地产上。而这些土地、楼宇资产又变成了国有企业的抵押物，如果房地产的价格停止上涨，对国有企业的债务也会造成压力，它们就会和地方政府一样面临违约的风险。

　　解决银行业风险不能简单依靠政府

　　中国还存有影子银行，尽管其详细的数据无法获得，但是，可以通过衡量中国总借债数占GDP的比例来分析。根据巴塞尔协议的数据，中国总借债占GDP的比例，在6年时间内已经从140%增长至230%，考虑到中国GDP的年均增长速度约为10%，那么，中国债务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应该超过了20%，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数字。

　　显然，从价值低估和债务数据就可以看出，中国银行业在发展中冒了太多的风险。而它们之所以敢如此去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担保的存在。

　　国有银行往往持有资产抵押债券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的债权，这些资产常被监管当局定义为完全无风险的资产。但是，这些资产是否真的毫无风险？是否银行真的需要大量持有？这都需要谨慎考虑。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国有银行大量持有这些资产，一方面实体经济没有得到更多的资金，另一方面，这些国有银行却因此避免了监管当局的审查。如此一来，国有银行就对失败的威胁并不重视，它们的资产组合对风险的考虑并不充分。

　　尽管中国的体系和西方的体系有很多不同之处，但是也有很多相同之处。在上述情形出现的情况下，没法不担心同样的风险会在中国上演。

　　对于上述分析，有这样一种观点，中国有着巨大的外汇储备，能够很轻松地救助那些有麻烦的银行，有能力对这些银行进行再资本化。并且，之前有过类似先例，把那些有问题的债务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去掉，进行重新结构化，建立起一些所谓的坏债管理公司。但是，每隔一段时间将银行业的不良资产剥离，仅是在绕过这个问题，并不能一劳永逸。

　　解决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问题，简单依靠政府是不行的，银行业需要提高自己抵御风险的能力，并在此过程中对经济发挥更大的作用。

　　况且，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有许多事情去做，比如全民医保、养老保险、住房保险、环境保护，这些都是政府需要应对的重大任务。即使有足够的能力，中国政府也不一定会频繁地为银行风险埋单。

　　通过金融改革改善银行业资产配置

　　中国的决策者完全意识到中国经济存在哪些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也讨论了这些问题。在此之后，很多的政策纷纷出台，以帮助解决金融机构中的这种不稳定性。

　　其中，有些新的政策非常好。比如，前不久刚出台的沪港通，我对这一政策感到振奋。这是一个重要的开放中国经济的步骤，沪港通将会对经济进一步开放带来更大的好处，因为此举可引入更多的境外资本，也能够激励银行强化货币管理工具、风险管理工具和贷款承诺，使得中国银行(3.94， 0.09， 2.34%)能够扮演好金融中介的角色。

　　沪港通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对于整个中国经济来说，这一步仍然比较小，可以更加大胆一点，让资本市场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很多国家的资本市场是开放的，而且已经非常多样化，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应该进一步开放，发挥更大的作用。

　　但是，目前中国有几个政策却令人担忧：一个是加大基础建设的投资，基础建设对经济是一件好事，但是这会导致经济中投资占的份额继续增高。而对中国来说，投资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够高了，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只是一个短期的解决方案，并不会解决经济转型的问题。

　　另一个是对抵押贷款放松了限制，使得人们能够买上第二套房或者更大的房。如果这一情况继续发酵，楼市价格无疑会继续上涨，这也就意味着房地产市场并没有达到稳定的状态，而仍在波动之中，这对整个经济环境和人们的生活状况都会产生影响。

　　还有就是金融部门的风险考量。除了金融危机再次爆发的可能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可能遏制经济的生机。金融机构的本职工作是拿走人们的储蓄，把它转化到最好的企业中，去做最好的投资。但是，现在中国金融机构这一点做得却不是特别好。尽管可以为了解决不稳定性对银行进行注资，但是，接下来银行还会再次不稳定。在此过程中，中国银行业对资产配置的效率却并未提高。现阶段，通过金融领域改革，通过资本市场的更加开放，将有机会改善中国银行业的资产配置，同时解决系统风险，也解决掉债务问题。

　　上述问题其实都很棘手，要想真正解决并不容易，真心希望所有中国人都走运。

　　(作者系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