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人民币是否能在本月底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IMF）执行董事会上正式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的议题，已成为媒体热炒的话题。有观察者乐观预计人民币加入SDR是大概率事件，因为无论是IMF相关评估工作组还是其总裁拉加德都作了较为肯定的表态。但这个世界上任何不确定性的事情均有可能发生，临门一脚能否成功，还取决于既有四大货币俱乐部国家的选择。

　　笔者早就说过，SDR只是过期的稀缺品，实际上是早已解体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留下的遗产之一。它根本不是货币，而是常常被视为具有会计工具功能的令人费解的官方储备资产，即货币兑换券。说白了，这是一种看起来很有历史厚重感的高级古董，是供在神龛里的货币符号表征物。那么这样一种权利符号为什么受到中国的追捧？这一方面说明既有货币体系仍然具有一定的统治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要在既有环境下重建一种货币体系的成本异常之大。

　　人民币一旦加入这个计价俱乐部，表明既有金融体系的广大参与者从制度层面承认人民币是全球范围内的可接受货币，当然有助于国际投资者购买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有利于中国资本的对外输出，有利于中国贸易价值链的提升。瑞银曾算过一笔账，认为人民币加入SDR带来的显性变化，是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有望从目前的1%逐步升至五年后的5%，即在全球高达11.3万亿美元的储备资产中，今后五年中有可能每年有80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的资产变成以人民币计价。

　　人民币若能如期加入SDR，最多只是对中国在经济发展、金融改革尤其是货币符号发育的一种体系化认可，绝非特权性的恩赐。因为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真正握有特权的也只有美元一家。

　　如若人民币加入SDR，肯定是其迈向真正意义上全功能货币进程中的关键步骤，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中国在全球金融体系变迁中主动承担体系重要担保人角色，也是一种国家级信用资产质押，更是全球迈向三边均势货币格局的内生性逻辑。

　　美国早已不是70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刚刚建立时期的那个名副其实的全球货币体系担保人。1945年，美国的经济实力可谓强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当时美国的经济规模相当于资本主义世界的60%，全球经济总量的45%，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59%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的75%。70年后的今天，美国尽管依然是全球第一大黄金储备国，但8133吨的官方储备差不多相当于德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和瑞士的总和。美国能够拿得出手的“干货”相较于过去越来越少。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权重已从70年前的45%的份额下降到不足25%，而中国经济战全球经济的权重则从30年前的不足2.5%攀升至13.3%。中国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储大国与贸易大国。而本来就是全球经济重要一极的欧洲，尽管最近几年受到经济整体性衰退尤其是欧债问题的困扰，欧元表现跌宕起伏，但经济体量仍比美国要大，而经典资本主义云集的欧元区国家领袖，短期内并未做好放弃欧元的准备，欧元作为仅次于美元的主要国际货币，依然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常态化存在。

　　从全球金融竞争趋势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逻辑来看，中国显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规格和标准有很高的期待：不仅仅是简单的可兑换，而是全功能的，国际货币的所有功能都要具备。而人民币在上述领域的每一步进展，都意味着中国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的增加。今日全球货币体系的最后担保人依然是美国，其保持对全球货币体系的控制力，除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显而易见的机制化体系之外，其背后蕴藏的则是美国的综合实力。

　　现代金融绝不仅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等，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由于在上述某一方面领域存在软肋，加上地缘政治的约束，最终无法成长为全球金融尤其是货币体系的担保人。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从既有全球金融体系的弱势参与者及局部搭便车者向积极主导者及红利提供者角色的切换，最终目标是和主要经济和金融大国一道，成为全球货币体系的最后担保人。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