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大学亚洲研究所主任 李钟和

　　今年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决定是否将人民币与欧元、日元、英镑和美元一起纳入决定其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DR)价值的货币篮子。中国在努力推进让人民币进入这一货币篮子。

　　1969年，IMF创造了SDR以补充已有的储备货币，从而为全球金融体系增加流动性。目前，SDR的作用主要仍局限于IMF的操作，其占全球金融市场和央行国际储备的比重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如此，将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意味着承认中国全球地位的提高。人民币已是世界贸易和投资的主要货币，在国际金融交易和储备持有量中的比例越来越高。

　　为了被纳入SDR货币篮子，中国加快资本可兑换，金融市场自由度大大增加，进入SDR货币篮子需要更进一步。加上人民币成为可投资的全球货币，将让整个世界经济获益。

　　因此，IMF的最大股东——美国、欧洲和日本——应该欢迎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但对于这一问题，人们的观点不一。2008年金融危机让国际储备体系的不足暴露无遗——根本无法保证为新兴经济体提供足够的流动性。尽管新兴经济体此后累积了更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并加强了金融监督和监管，但它们仍很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特别是来自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冲击。这三个经济体最近都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而随着美联储政策的正常化，新兴经济体可能因为全球流动性突然撤回而再次受到冲击。

　　这一持续的脆弱性反映出全球货币体系改革的集体失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9年初就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根据周小川的建议，中国领衔主张转向多货币储备体系，其中SDR和国际化的人民币应该得到更广泛的使用，包括作为各国储备货币。但2010年中国让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的尝试以失败告终，因为人民币无法“自由使用”。

　　此后，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增加人民币在外贸和直接投资以及跨境金融投资中的使用。目前，全世界已有十四家人民币清算银行。去年，“沪港通”启动，刺激了跨境投资和资本市场发展。中国已经与28家央行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包括巴西央行、加拿大银行、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等。

　　今年，中国表示要取消国内银行存款利率上限，从而进一步实现金融自由化，让海外机构投资者更容易进入中国资本市场。中国人民银行也扩大了人民币的交易波动区间，并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

　　受上述措施影响，人民币已经成为贸易融资中第二常用的货币(超过了欧元)和国际支付中第五常用的货币。此外，在货币市场交易和官方外汇储备中，人民币也越来越受欢迎。

　　当然，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与美元共享货币全球地位带来的“过度特权”，这可以让中国获得巨大好处。除了方便地用本币进行国际交易外，中国还可以利用铸币权——因为人所共知不会面临国际收支危机而得到的安全性。

　　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点，中国也必须面对巨大的风险。资本账户自由化和人民币国际化会带来潜在波动剧烈的跨境资本流，可能会引发货币迅速升值。考虑到这一点，可以预期中国将继续在一定程度上管理资本账户交易，包括使用宏观审慎政策以及在适当时候采取直接资本管制。

　　即使中国成功降低了这些风险，与美元争夺主要全球货币地位也绝非易事。惯性有利于已经获得国际使用的货币，而中国缺少有深度和流动性的资本市场，而这是任何国际储备货币都必须满足的重要先决条件。此外，中国的银行体系仍受到控制，在效率和透明度等方面落后于美国和欧洲。

　　但如果中国成功地增加资本账户的可兑换性并提高其金融体系效率，人民币有可能成为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成为美元和欧元之外的补充。这将有利于公司和央行，让它们能够实现外汇持仓的多样化。

　　历史表明，全球货币主宰权的变迁发生得十分缓慢。现在，中国的关注点是成功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哪怕比重很小。IMF的大股东应该认真考虑这一点，人民币的继续国际化——更不用说关键性金融改革的继续进步——将有助于建立更稳定和有效的全球储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