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消息称中国移动在年中总结会上发布了最新的降薪方案。方案显示，二级正以上官员年薪将降50%，各省公司班子成员降40%，处长一级管理人员降20%。消息还称，本轮降薪范围为处长以上层级，并未涉及基层员工。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教授姜朋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移动降薪的新闻，在业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利润大幅下降的央企降薪的现象，充分体现了国企薪酬与绩效挂钩的思路以及将上述思路予以落实的用意。”

　　“降薪潮”来了

　　“离职潮”也来了

　　在降薪消息甚嚣尘上之际，中国移动官方表态称，中国移动正积极研究制定全集团整体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不会层层降薪，本着薪酬与效益挂钩的原则，将薪酬适度向一线人员倾斜，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中国移动调整收入，可能和近来移动通信发展不顺有关。有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移动实现净利润1093亿元，同比下降10%。2015年1季度，公司净利润为238.3亿元，同比下降5.6%。从单季度看，这已经是中国移动利润连续第七个季度下滑了。

　　中国移动内部的一位中层员工表示，预计一两个月内降薪的方案就会落实。按照方案，省公司降薪40%，处长级别的可能降20%，副处级别则可能由原来的一万六七降到一万三四。

　　“曾经有舆论称，中国移动一个保洁人员都比很多企事业员工的工资高，社会上也因此对中国移动员工高收入产生误解。”姜朋认为，“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据媒体报道称，中国移动今年上半年已有多位员工离职。随着降薪消息的一再坐实，恐怕这种情况会愈演愈烈。”

　　显然，这并不是中国移动一家央企担心的问题。

　　“我已经好几个月的工资没有超过4000元了。”一家国有银行的内部员工对《中国企业报》记者抱怨道，“听说总部普通员工降薪了，我们号称没降，可是拿到手的基本工资就只有一两千块钱。虽然我才成为正式员工一年多，但是觉得还没有实习时的工资高。”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不仅是这家银行，不少国有银行的员工也在面临同样的境遇，很多中高层都在离职后“投奔”待遇更好的股份制银行或新兴的民营银行。

　　“我们银行也有不少离职的。”上述员工对记者称，“现在生活成本越来越高，物价天天的上涨，工资却日趋下降，这种情况下，离职也是正常的。”

　　此“降薪”非彼“降薪”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今年2月，国资委就曾发布通知称，若央企利润总额目标值下降，同口径工资总额不得增长。在此之后，央企便频频传出降薪新闻。

　　从能源企业以及整个央企来看，首轮薪酬改革涵盖了72家央企，包括中石油、中石化、中国移动等由组织部门任命负责人的53家央企以及金融、铁路等19家企业。煤炭龙头企业神华集团此前公开表态，受煤炭市场持续低迷以及煤价大幅下降和电价下调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今年全体员工工资总额下调10%；集团公司机关高级主办及以上的管理人员，是按月度及季度绩效奖、年度五型企业综合奖和生产部门安全生产专项奖励标准的35%降薪。除了神华等煤炭企业，包括石油系统、电力系统的员工也都在“拿百分数工资”。

　　江苏省镇江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谭浩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随着效益下滑及反腐深入，石油、煤炭、电信等央企纷纷出台降薪措施。市场频传国企高管甚至一线技术工人跳槽，这很可能成为国企下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

　　不过，也有业内人士称，国企的薪酬在阶段性地盖上“天花板”后，开始倒逼内部公平，同样也开始减缓“逐利人士”向企业的流动，尚属正常。

　　在姜朋看来，“在央企薪酬与绩效挂钩的大背景下，此次除了中国移动的降薪，石油系统、中国铁路总公司、神华集团也都下调了工资，幅度还都不小。那种认为降薪是因为央企高管降薪，所以层层下压，进而导致全员降薪的观点，并不全面。”

　　不只要“降”还要“升”

　　一位接近国资委的权威人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央企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比较繁荣，给人一种薪酬只升不降的感觉，似乎与业绩没有多大关联。现在央企要降薪了，央企的很多领导甚至员工都不太适应，甚至一度引发了“离职潮”。相信随着国企改革的逐步深化，很多风险还会相继到来。

　　“但是目前来看，央企薪酬与效益挂钩已经开了个好头。但是由于没有配套政策，现在问题来了，比央企降薪更重要的是什么?”该人士在提出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建议，央企薪酬并不是一味地要“降”，而是应该找准路子，行动起来，建立一种公平的机制。“降”只是其中的一页，“升”也应该加快日程。特别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要早一点建起来。好的制度设计一定要符合市场的逻辑，对社会贡献多的人理应光明正大地拿着市场化薪酬。

　　谭浩俊认为，有效解决办法是按照不同类型以及企业内部不同岗位、不同能力，依据市场化要求和“按劳分配”原则，制定科学合理的薪酬改革。

　　“国企的薪酬改革还会有深入的进展。相信在国企进行功能分类后，不同功能企业的薪酬体系以及水平会有合理的差别。在限薪政策下，也会倒逼企业内部进行贡献评价与分配机制的调整和细化”。姜朋认为，“由于中央企业分散在不同的领域，因此其薪酬标准要以企业所在地的职工收入水平以及所在行业的收入水平为参照。此间，需要考虑发挥和尊重工会组织在集体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等方面的作用，实现国企薪酬改革的法制化和良性运转，以期既能完善分配制度，将薪酬与业绩挂钩，又能为员工解决后顾之忧，确保社会稳定，还可以提供有竞争性的薪酬，从而吸引优秀的人才愿意到国企来，来了能留得下、做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