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行了20年的存贷比指标不久前退出了监管体系，但以合意贷款为主的信贷规模管理仍然严重束缚商业银行，金融市场整体“宽货币、紧信贷”格局短期难改，市场中长期利率居高不下，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有限。在金融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是不是也该跟合意贷款说再见了？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信贷资源的管理模式是中国行政管制和计划性思想影响最严重的领域之一。此前，约束信贷资源的行政指标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存贷比和信贷规模控制。宏观上的这三道紧箍咒造成了微观上的“融资难、融资贵”，也扭曲了政策的传导，引发了金融市场“宽货币”和“紧信贷”并存的格局。

　　作为市场主体的商业银行，在股改上市后，公司治理、运营管理能力和风控体系大为改善，监管部门是否还有必要继续贷款规模控制？我国贷款规模管理起源于1984年，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现金投放进行管理的主要手段，1998年起贷款规模管理改为指导性计划，各商业银行对资金来源和用途自求平衡。但是，2008年后，为应对金融危机，信贷投放一度过快过猛。为解决这一问题，监管部门采取差别准备金率动态调整的方式，事实上重拾了贷款规模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并且从金融危机后的短期应急政策变为了长期的制度化政策。

　　我国通过贷款规模对银行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管的过多过死，抑制了银行的活力，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首先，扭曲了货币政策。从2012年开始我国经济出现下行，这一期间中央的决策是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需要适度的流动性保证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但在严格的贷款规模管理下，银行信贷投放受限，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实践中变形为从紧的货币政策。

　　第二，扰乱银行与实体经济的正常经营。信贷规模控制造成整体信贷资源稀缺，年初信贷猛增，年底惜贷甚至停贷，同时僵化的信贷投放节奏控制，进一步加剧了信贷的期限错配，人为放大了经济波动。

　　第三，提高了融资成本。监管部门对各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进行总量分配和投放节奏控制。由于信贷规模的发放额度、发放时间、发放结构，与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脱节，市场需要资金时往往额度不足，进一步间歇性地拉高了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

　　第四，加剧了影子银行的非正常扩张。由于有严格的信贷规模控制，银行往往以创新为名，开展同业、信托、理财等业务，实质是绕开监管变相发放高利率贷款，即影子银行业务。这些业务规模的迅速扩张，掩盖了期限错配、信用违约等问题，超出了常规的统计和监测范围，成为央行和银监会都无法掌握的监管盲区，其隐藏的风险不可小视。

　　当然，无论是贷存比、存准率，还是贷款规模管理，都曾经在现实中起到积极作用。在资本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主体对利率不敏感的情况下，贷款规模管理对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时过境迁，考虑到改革发展的新情况，应实行市场化的管理方法。

　　有专家建议，改革信贷资源管理方式，取消各类计划指标，运用国际通行的监管手段，充分发挥市场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在根本上消除金融抑制。这样，才能在不实行强刺激政策的情况下，通过改革盘活资金存量，满足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对资金的需求。通过消除计划管理对信贷的抑制，影子银行中的巨额存量资金可以回归正常的银行信贷渠道，重新纳入监管体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很大程度上缓解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