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11月27日退休。这位因2011年“7·23”甬温线动车事故而一度引发人们关注和争议的人物，并不想再度成为“热点人物”，只想过平静的生活。王勇平本月中下旬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多次采访时表示，“借此机会向关心爱护我的朋友表示感谢”“我相信事实毕竟是事实，再暴力的攻击也改变不了事实真相，随着时间推移和许多事实真相的显现，理性声音的传递最终会到来”。每当谈到中国高铁这张“中国名片”，王勇平总是十分自信。

　　归来：到发言人培训班拿“7·23”现身说法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造成40人死亡，约200人受伤。事故发生第二天，铁道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任铁道部发言人的王勇平主持会议并公开回应外界质疑。因发布会上说出“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和“这是一个奇迹”两句话，王勇平成为舆论漩涡中心。2011年8月，王勇平离开发言人岗位，赴波兰华沙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代表。

　　对于那段“突如其来”的驻外生涯，王勇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我内心深处，一直盼望回国。越是后期，归心越强烈。”2014年底从波兰归来，有多家媒体联系采访王勇平，都被他拒绝了。回国后，王勇平任职中国铁路文联主席兼秘书长。“为推进新闻发言人制度再做点贡献，发挥余热”，他还出现在第三十四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的讲台上，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人讲授《新闻发言人的责任与担当》。在《环球时报》记者问到会不会拿“7·23”新闻发布过程现身说法时，王勇平说：“当然会讲。我告诉大家，新闻发布工作是与记者直接打交道的，要善待记者，善用记者，获得双赢，要以外在形象、学识修养、情感共鸣赢得记者好感。还有，要注意记者的设伏，机警地避开媒体设下的话语埋伏，理直气‘和’地否定对方不正确、不准确的观点和信息；善于运用一些正确的废话；不回答假设的问题；控制好情绪，不要被记者激怒。”

　　2016年的“春运”火车票已经开售，在王勇平担任新闻发言人的职业生涯中，每当“春运”开始，他总会被问到“买票难”。时至今日，当《环球时报》记者再次问到这个话题时，王勇平笑言：“过去回答这个话题确实有点勉为其难，现在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了。不过我不是以新闻发言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铁路人的身份来谈。在春运和其他‘黄金周’客运高峰期，由于客流暴增，旅客买票仍然会出现暂时紧张状况，但与往年比起来已经好多了。此外，解决‘买票难’问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高铁业已成网并大量投入运营，发挥了铁路客运主力军作用。”

　　自信：中国高铁从起步到今天堪称完美

　　11月2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和中东欧16国领导人，从苏州登上开往上海的高速列车。王勇平说看到新闻后，心情十分高兴和振奋。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总理此举实际上就是在向这些国家领导人发‘中国名片’。中国高铁当‘中国名片’说明中国高铁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分量。”

　　2003年中国高铁开始起步，并在随后的几年间取得很大进步。在担任铁道部发言人期间，王勇平不遗余力地推介中国高铁，在不同场合不断回应外媒关于抄袭国外技术、安全性是否有保障等问题。当时的王勇平做足了功课，回答问题轻松自然。在2008年京津城际高铁开通首日，虽然现场安排有技术专家，但王勇平依旧是媒体包围的热点人物，有问必答，如果是特别技术的问题，他会推荐其他人接受采访。

　　时至今日，王勇平表示，当时认可和支持中国高铁的占主流，当然也有质疑，尤其是国际上一些媒体的质疑甚至诋毁，大多是竞争对手。王勇平说：“我在最后一次发布会上说过的‘对中国高铁要有信心’已有定论。中国高铁发展的现实就是最好的回答，对当年的质疑已不需要我再说些什么了。”

　　“7·23”事故一度引发公众对国产高铁的担忧。事故之后，高铁“降速运行”——设计最高时速3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300公里运行；设计最高时速250公里的高铁，按时速200公里运行。高铁全面降速运行后，争议很快伴随而来，有人认为“这是浪费”，还有人“以此为证”，说什么这反映出中国的高铁在高速运行状态下无法保证安全。

　　对于回应过无数次针对高铁质疑的王勇平而言，他的第一反应就是驳斥：“中国高铁在高速运行的状态下无法保证安全这种观点，我并没听说过，如果有的话，只能说他们的想象空间大了些。我个人认为，以中国现有的高铁技术水平，开行时速350公里就安全来说是不存在问题的。”

　　王勇平对中国高铁充满自信，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中国高铁从起步至今天，站在宏观的角度看，是一个完美的过程。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全世界营业里程最长、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美国人没做到或做得还不够的，中国人做到了；中国仅用十余年时间，就跨越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的高速铁路发展历程，成为造福十几亿中国人以及子孙后代的业绩。这样的辉煌成就誉为‘人间奇迹’有什么不妥的呢？如果这也不能配称为奇迹的话，那么，什么才配称呢？而且中国高铁早已跨越出铁路行业之外，它属于中华民族，属于中国人民，我们去宣传它为什么要低调？”王勇平说：“在高铁发展中，国外一些公司都有成功之处。与之相比，中国高铁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这除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制度优越、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后发优势，我们在学习借鉴别国的先进技术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不断再创新，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智慧和创造精神。”

　　提到中国拿下印尼的高铁项目，王勇平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中国高铁的胜出，符合情理，但也赢得不易。这毕竟是一场全面的竞争和较量，包括装备技术、工程造价、设计标准、建设期限等。客观地说，日本的高铁技术也是比较成熟的，是个较强的竞争对手。”王勇平表示：“中国高铁在国际上一直有较好的声誉和评价。在我工作的铁路合作组织中，有很多国家的同事到过中国，亲身体验过中国高铁的速度和舒适度。他们对中国的高铁技术很钦佩，这种共识在铁路合作组织中是不言而喻的。”

　　回应：“王勇平是发言人高危职业代表人物”？

　　王勇平在“7·23”事故新闻发布会之后的“离去”更被给予一种象征意义——“王勇平”成了新闻发言人高危职业的代表人物，新闻发言人都担心会成为第二个“王勇平”。对此，王勇平回应说：“说我成为新闻发言人高危职业的代表人物，那只能说明我的功力太浅。凡是掌握了规律并按规律办事，就不会出现高危的情况。”

　　做过8年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深知，新闻发布台风光与风险并存，任何一场新闻发布尤其是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会面对来自多方面的考验。作为最早的一批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曾在美国学习新闻发布，并写过一本书，成为当时新闻发言人交流和学习的书籍。王勇平认为，美国媒体发展较早，他们在新闻发言人职业化以及技巧手法的运用和管理程序的规范上都有独到的地方，许多地方值得借鉴，但中国的新闻发言人不能全盘照搬，“我们有我们的国情”。

　　“如何规避风险，有很多方法和技巧。”王勇平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但他认为，必须坚持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公开透明的原则、及时迅速的原则、客观真实的原则、真挚诚恳的原则、坚定自信的原则。他还表示，现在是一个网络世界，人人都可做新闻发布工作，王勇平认可这是现实，而且网络对发言人的考验是更大了，不能否定网络在政府与民众之间架设了沟通的桥梁，新闻发言人的价值仍然存在，毕竟代表政府，更具权威性。在王勇平看来，任何一个新闻发言人的生涯都属于承前启后的某个阶段，“既然有登台时，就会有谢幕时”。他相信，未来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越来越规范，越来越成熟，尽管要走的路还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