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开始肚痛，到最后紧急手术后获救，张洋经历了夹杂着疼痛与无助的15个小时。只是，本应是在生死间争分夺秒的“急救”，却在多个环节被不断延迟。结合南航的事件，专家认为，我国医疗急救体系主要存在急救资源不足、优质急救医务人员短缺、急救监管不力、院前急救制度仍需整改以及法律规范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

　　“幸好我还活着，才可以告诉你们，我遭遇了什么。”11月22日，“劫后余生”的张洋发表了题为《南航CZ6101——生死间，一个记者有话想对你们说》的博文，这是文中最后的一句话。

　　从开始肚痛，到最后紧急手术后获救，张洋经历了夹杂着疼痛与无助的15个小时，0.8米的坏死小肠被切除。只是，本应是在生死间争分夺秒的“急救”，却在多个环节被不断延迟。

　　事后，南方航空、首都机场、999急救中心等相关涉事单位的急救行为被广泛诟病，在舆论监督声中相继道歉、表态。

　　然而，符合新闻事件的传播规律，伴随着北京市卫计委对此事调查结果的即将出炉，以及张洋身体的日渐康复，“急救门”事件也正在悄悄淡出公众的视线。

　　单一事件总会平息成为历史。但是，个案所暴露出的医疗急救体系的脆弱依然存在，“紧急伤病”对医疗急救机制的的拷问也不会停止。

　　“绕路”只因“挂不上号、堵车”

　　据媒体报道，北京是全国唯一存在两套急救体系的城市，“120”与“999”急救体系。

　　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999急救是挺陌生的事，直到此次“急救门”事件的发生。在此事件发酵的中后期，“999急救”成为舆论的关注的焦点。

　　11月26日，张洋发微博声明，表示向北京市卫计委投诉999急救中心。

　　事情发生于11月9日，张洋在南航飞机上突发紧急腹痛，经过一番曲折后终于抵达首都机场医院。然而，机场医院发现无法处理张洋的病情，告知999急救人员需转诊至朝阳医院等三甲医院。

　　张洋提出，“999急救车欺骗患者，以朝阳医院和协和医院挂不上号为名，不顾患者病情，把患者强行送往999急救中心，涉嫌利益输送。”张洋后来了解到，“急诊重症不存在不能挂号的问题”。

　　据悉，999急救中心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镇，距离张洋所在地首都机场超过25公里，而朝阳医院距张洋更近，为三甲医院。

　　此外，张洋还指出，999急救中心涉嫌医疗水平低下。张洋描述称，在进行救治的过程中，该急救中心先后给张洋做了包括CT片、B超、腹平片、验血、验尿、血压、开塞露、胃管、心脏监护、输液等在内的一系列检查，最终却判断他吸毒骗打杜冷丁的可能性最大。“对重病濒临死亡的本人造成了巨大的精神伤害。”张洋写道。

　　张洋透露，999急救中心在束手无策无法确诊之时，仍不对病人主动安排转诊，直至张洋自行求助朋友才转至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治疗。

　　在北大人民医院，张洋被确诊为腹内疝并急性肠梗阻，通过手术切除0.8米坏死的小肠。

　　张洋认为，999急救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患者的利益，危急患者的生命，他要求向999急救中心索赔。

　　面对张洋的质疑，999急救中心曾两次回应。

　　11月30日，999急救首次回应时强调，按照“就近、就急、就能力和遵照患方医院转诊”的原则，他们急诊“程序没有问题”；进而指责张洋“误导舆论、影响稳定”。

　　5天后，999态度发生大逆转，不但登门致歉，还在公开信中承认，他们存在与医疗单位交接不清的失误。

　　999急救中心，其单位名称是北京市红十字会紧急救援中心。据其官网介绍，999急救中心隶属于北京市红十字会，是市编办正式批准的事业单位，开通于2001年。

　　据999官网显示，999还包括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以下简称999急诊中心)，成立于1996年10月。

　　999急救体系由其院前急救中心和院内急诊中心组成。

　　而120，即北京急救中心，是北京市卫生局直属的医疗救援机构，1988年正式投入运转，同时开通“120”急救电话。

　　法治周末记者查询过往新闻报道发现，张洋遭遇“被绕远”送入位于清河的999急诊中心的经历，并非孤例。

　　2006年，北京市民任勇(化名)在朝阳区将台路附近被撞倒受伤，虽然附近区域有超过10家医院，但是999急救车赶到后，仍将骨折的任勇送往十几公里外的清河急救中心，999称绕远是为了不堵车。

　　中国裁判文书网刊载案例显示，2009年7月13日晚，北京市顺义区发生交通事故，伤者被999救护车送至首都机场医院，由于不具备救治条件，家属要求就近送到中日友好医院或诊疗条件较好的天坛医院。但随车医生以怕堵车为由(当时是晚上9点20分左右)，将伤者送至距离事故发生地30公里的二级丙等医院——北京市红十字会急诊抢救中心，并进行了开颅手术，伤者于次日死亡。

　　伤者家属认为，999舍近求远、舍好取次，延误了最佳抢救时间。后经法院两审判决，“999急诊抢救中心”承担50%的过错责任，赔偿林某家属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17万多元。

　　12月5日，在由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主办，主题为“医疗急救体制反思与变革”的讨论会上，张洋通过网络视频与会议现场进行了连线。

　　张洋说，曾有一位北京某三甲医院的医生告诉他，这么多年，999急救车没有给该医院的急诊送过一个病人。

　　“剪不断”的利益驱动

　　当然，999急救车也并非会将所有病人“绕远”送至999急诊中心。家住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地区的王一雯(化名)告诉法治周末记者，2014年的一个夏夜，她的婆婆不慎摔倒以致昏迷。

　　“我拨打999后约半个小时，999急救车来到。我明确表示了要去离家最近的三甲医院望京医院后，999的随行医护人员仍反复跟我推荐他们在清河的急救中心，说设备齐全、医疗技术高。被我一再拒绝后，999医护人员向中心汇报，并再次游说我。”王一雯说，“我记得，他们反复游说估计总共有4次。但由于我一再坚持，最后他们还是把我婆婆拉到了望京医院。”王一雯对记者说。

　　张洋在其博文里还写道，曾有一位烧伤专科医院专家告诉他，北京有家饭馆起火，六七人烧伤，饭馆就在这家医院附近。结果只有两个被烧伤患者被送往这家公立三甲医院，因为这两人身边有亲属。另外四五人因为身边没亲属，被直接送往“十公里开外的某民营医院”。

　　无论是反复游说病人及家属去999急诊中心，还是以“堵车”或“挂不上号”为由，而将病人直接送往999急诊中心接受检查或诊疗，999急救中心似乎很难排除为自己“拉客”的“嫌疑”。

　　据媒体报道，“999急救中心属于非财政补助(经费自理)的单位。”999急诊中心是社会资本办的，与999急救中心的人财物完全分离。

　　然而，据法治周末记者查询资料得知，999是原邮电部电信总局批准中国红十字会用于救护、救助、救灾的专用号码，并允许在北京红十字会首先启用。为介入急救市场，北京市红十字会运用捐助资金和自筹资金4000多万元，建成了999紧急救援中心。

　　2001年，999在北京试运营之后，引发了120与999两家专门从事急救服务的单位的急救竞争，其竞争也随即引爆了北京各医院的急救竞争，部分医院开始投资设备建设、改建急诊科室。此时，已有医院认识到，扩大急诊科就等于增加了医院接纳患者的能力，等于扩大了在急救市场的“地盘”，再不争，“地盘”就会被别人抢去。

　　在当时，这种急救市场的竞争机制也受到一定的认可。

　　据媒体报道，一位急救业内人士表示，当时，999的建立可弥补院前急救资源的不足，相互竞争从而使 老百姓 受益。然而，他认为，引进竞争后，“政府并没能完全监管其竞争”。

　　引入竞争机制的同时，弊端也正慢慢出现，造成了急救资源的浪费。据悉，很多人在遇到突发疾病时，为了尽快得到救护，会同时拨打两个电话，这样反而造成两个系统在沟通中延误派车时间。

　　120的改革从2005年4月1日开始。

　　北京市对120实施功能转型，剥离急诊功能，撤销了原有的院内医疗功能，专事院前急救，建立北京紧急医疗救助中心。120属于公共事业，由政府财政全力支持。自此，120的后顾之忧免除了，也解决了120与999“打架”的问题。

　　但999的问题却依然存在。据媒体此前的报道，999急救系统的院前救护与院内救治职能均未分离。999院前救护处于亏损状态，真正的盈利来自急诊中心病人检查、住院及治疗的费用。所以，999的院前救护难免会考虑把病人拉回自家的医院。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解志勇认为，尽管有人会有经济发展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但医疗存在的价值其实不是经济价值，救死扶伤才是医疗存在的最核心、最终极的价值。“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医疗过程中一些救助或急救的行为，对于安全，对于生命的关怀是需要考量的最重要的因素。”

　　改革仍在继续。

　　2011年7月15日，北京120、999院前医疗急救联合指挥调度平台启动。此后，市民无论拨打120或是999，联合指挥调度平台都可以尽快调派区域内离急救现场最近的急救车前往，使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然而，据媒体此前报道，这个平台运行效果不尽如人意。

　　对此，有急救行业专家表示，应该将999与120两者统一指挥调度。将两个急救系统的指挥权归一，由调度人员统一指挥，调派救护车，联系医院，如何抢救等。“然后建立相关的法律，也可以避免目前急救转送原则难以量化衡量的问题”。

　　“急救”的法律缺失

　　今年7月，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0次会议对《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进行一审，此草案规定，将建设统一的院前医疗急救指挥调度平台，统一调度120和999两大急救资源。

　　11月26日，北京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了《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条例(草案修改二稿)》。

　　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小娟表示，草案修改二稿进一步明确了政府责任，强化政府监管职能。她强调，院前医疗急救保障的是公众的基本生命健康权，是抢救生命的服务，不是可等、可商量、可选择的，必须由政府负责和保障，而不能靠市场机制、靠竞争和营利去激活。

　　修改后的草案二稿共8章59条，对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的建设及运行标准、调度人员、急救人员、救护车、担架搬抬等方面的服务规范，进行了细化和补充。

　　草案规定：一是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的急救人员应当“及时接听派车电话，立即出车”，“驶向现场时，及时与患者及其家属取得联系，询问病情，指导自救”；二是“接到呼叫任务的院前救护车，因无法排除的客观障碍无法通行时，应当向调度机构报告，采取其他补救措施”；三是鼓励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利用社会力量，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有偿的担架搬抬服务；四是急救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布；

　　此外，草案二稿还对院前急救费用将纳入医保、救护车使用费等做了规定。

　　据了解，目前在北京市，120与999的急救数量已几乎各占“半壁江山”。

　　然而，国家卫计委讨论通过的《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全国院前医疗急救呼叫号码为“120”。急救中心(站)设置“120”呼叫受理系统和指挥中心，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120”呼叫号码或者其他任何形式的院前医疗急救呼叫电话。

　　“999”的运行明显是在此办法规定之外。

　　对此，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讲师邓勇从法理的角度分析，《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的性质属于部门规章，这个部门规章具有全国的约束力，北京也应当遵守。而999急救中心的上级主管机关是中国红十字会，适用的是中国红十字会法，是一门法律。从法律位阶的角度来讲，法律高于部门规章，于是就存在一个法理的问题，究竟应当适用“办法”还是红十字会法？

　　结合南航的事件，邓勇分析认为，我国医疗急救体系主要存在急救资源不足、优质急救医务人员短缺、急救监管不力、院前急救制度仍需整改以及法律规范本身不完善等方面的问题。

　　针对这些医疗急救体系中存在的问题，邓勇建议：“首先，要加快急救立法进程，对急救职责进行规范，统一急救质控标准，进一步加强管理。规范急救流程以及原则，进一步量化和完善硬性标准，作出相应的细则指导。”

　　“其次，要完善当前医疗急救体制机制，进行制度设计。第一加快设置急诊分级和运转制度，第二建立通讯调度平台统一制度，第三量化急救流程的质控标准，急救流程严格按规范来。第四建立更加严格的急救人员准入考核制度，通过提高待遇等鼓励性措施而不是降低准入门槛来保证急救医疗队伍的数量和水平优势，保证驾驶员和担架员都具有较高的医疗素质。第五设立专门的社会急救经费财政保障制度，第六是完善急救培训制度。”邓勇认为。

　　“在法律和制度设计以后，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监管系统支撑，我们要加强院前医疗急救监管，利用现有道路视频监控和GPS地图系统，建立一个实时道路信息共享平台，并建立院前医疗急救指挥监管平台，对急救服务进行动态监控。”

　　“最后，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要加大对医疗急救的投入。”邓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