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试验是检验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唯一标准，作为药品开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结果是药品注册上市的主要依据。但是在中国，这一临床试验环节早已造假泛滥

　　“到后来，临床试验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实现预期的疗效，我们就直接成倍增加核心成分，比如说明书上标注的是10mg，就增加到20mg、30mg，直到出现我们需要的效果，当然这些都不会出现在临床试验数据的记录上面。”这是2005年林江(化名)第一次在药企实习，参与江苏省某药企一款创新药的研发、制作以及临床试验时的情况。

　　往后的十年间，身处医药行业的林江频频碰到这种情况。他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事实上临床试验是检验药物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唯一标准，作为药品开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结果是药品注册上市的主要依据。但是在中国，这一临床试验环节早已造假泛滥。

　　“目前药物临床试验中问题比较严重，不规范、不完整问题非常普遍。”2015年7月27日，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食药总局)副局长吴浈在部署临床数据自查工作的电视电话会议上说。

　　“临床数据造假的直接后果是药效差。从某种程度来说，临床数据造假影响的是所有人。”林江说。

　　造假无时不在发生

　　药品临床试验是指任何在人体(病患者或健康志愿者)进行的药品的系统性研究，以证实或揭示所研究药品的作用、不良反应及域研究药品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目的是确定其疗效与安全性。

　　林江介绍说，数据造假始于临床前研究。这一阶段的重点是药学和药理学分析，研究者需要在至少两种动物模型上进行试验，以充分说明药物的安全性。

　　一旦进入临床阶段，从选择受试者入组的那一刻起，造假就无时不在发生。“如果一个项目需要符合试验要求的患者样本100人，但是在计划日期前并没有得到足够的人数，那么在只有80人，甚至60人的情况下试验可能就开始了，其中还有些患者并不完全符合样本要求，对于缺失的数据只能是从无到有的编造。”林江说。

　　食药总局在11月11日、12月9日先后发布两次审查通告，共22家企业24个药品注册申请的临床试验数据不真实、不完整，食药总局决定对其注册申请不予批准，并首次曝光了涉事药企、临床试验机构和CRO公司(医药研发外包服务机构，以下简称CRO)的名单。

　　在审查通报中，公布临床试验数据出现的主要问题包括药品不真实、选择性使用数据、虚假数据、修改数据、原始记录缺失、分析测试过程不完整、数据不可溯源等，并提供了问题数据的具体细节。

　　而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食药总局，截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复。

　　据林江介绍，临床试验数据造假有些可以通过原始试验记录直接看出，也有一些需要通过统计学来计算。临床试验结束后，监察员会收集核准数据并交给数据处理机构进行分析整理，最终形成提交给药监局药品评审中心审评的数据资料和报告。部分药企为了达到审批通过的目的，会联合统计单位修改数据。

　　业内人士表示，在国外仅数据统计就需要花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人民币，而中国医院的数据统计只需要花几万元。

　　跨国药企看上低成本试验田

　　临床试验数据造假问题不仅仅出现在国内的药企，也波及到了在中国开展临床试验的跨国药企。

　　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2013年6月公布的信息，一款由百时美施贵宝和辉瑞联合研发的新药阿哌沙班，审查过程将被延时3个月，因为中国一位临床研究中心管理人员和另一位监察员“更改了原始记录，掩盖了违反临床研究质量管理规范的证据”。这最终导致FDA调查人员对中国36个研究中心里的24个数据提出质疑。

　　根据媒体报道，2012年1月，百时美施贵宝公司告知FDA，他们在中国临床研究的数据可能存在造假，并提交了研究结果更为详细的信息。一个月后，FDA要求他们提交更多的信息，包括在1200个研究中心以及在中国临床研究数据监管中更多的信息。随后，FDA决定延迟审批。

　　“在国外不仅每一个临床试验患者都会有报酬，对患者于医生还会有相应的保险机制，限制条件也非常多。而国内目前对在医院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没有任何补偿与保障，甚至有的患者都不知道自己参与了临床试验，协议书上的签字都是伪造的。”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林江还介绍，“也有高校的教授通过私人关系将国外药企的试验拿到中国来做，可能在国外很难开展的临床试验，在中国随随便便就可以进行。也有一部分CRO是专门承揽外资企业在中国的临床试验工作，虽然对数据要求更高，但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

　　“在新药临床试验中，药企一般会将一期、二期试验放到中国做，像美国对于临床试验的三期要求较高，可能会直接访问参与临床试验的患者，所以一般第三期他们还是不会放在国内。”上述匿名业内人士说道。

　　中国外商投资协会药品研制开发行业委员会左玉增却告诉记者，“跨国制药企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各地同步开展临床试验，这样容易根据当地人群需求进行针对性的开发。”

　　药企外包流程转嫁造假风险

　　临床数据造假的症结，或在于“药企不愿花钱”。

　　根据新浪财经2013年的报道，一个治疗感冒的化学三类药，临床试验的时间大概需要一年，费用在200万到300万元，而一个抗肿瘤的三类药物，则要耗时至少3年，费用在800万到1000万元人民币。如果是一类抗肿瘤药，临床试验要8年左右，耗资在6000万元左右。

　　“临床试验从设计、实验操作、到数据统计分析、再到申请批文都是一个专业性极强而且复杂的过程，费用也很高，所以也就自然衍生出了CRO这一行业，药企通过委托合同将整个流程外包给CRO，药企直接等待最终的注册批文。”北京鼎臣医药咨询史立臣向法治周末记者说道。

　　“很多经验丰富的大型药企是完全有能力自己承担这个流程的，但是在行业内普遍造假的情况下，药企就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将临床试验数据造假的风险转嫁出去。”在林江从事药品销售的6年时间里，无论是在国内企业还是外资企业，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

　　而对于众多已生产仿制药为主的小药企来说，史立臣认为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也不在乎是否存在临床试验数据造假，“只要可以拿到批号就行”。

　　多位业内人士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均表示，虽然并非药企直接操作，但最主要的主导者还是药企。

　　“在药企与CRO的委托协议中一般约定了在一定时间内拿到药品批号，一旦没有通过审批，CRO只能拿到很少的报酬，在这样类似风险代理的协议机制下，CRO自然会有侥幸心理能够瞒天过海。”首都医科大学卫生法学系刘炫麟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成立一家CRO企业并不需要特别的审批，虽然专业能力是企业承揽业务的基础，但确实存在一些CRO公司，只有二十人左右，其人员在医药方面的专业技能几乎没有，但公司利润非常丰厚。”林江介绍道。

　　史立臣也透露，“有些有能力拿到批号的个人，就可以独自完成CRO企业的工作”。

　　在这次食药总局针对临床试验数据的专项整顿中，成为焦点的CRO行业也正在经受巨大压力。

　　记者致电全国医药技术市场协会CRO联合体，其工作人员告知协会正在进行管理层以及组织结构方面的调整，可能要到明年二三月才能调整完毕，而这个由全国100多家主要CRO联合组建的协会目前秘书长一职正处于空缺状态。其前任秘书长也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要想拿到准确的试验数据，临床医生需要反复去实验与研究，但是实际上这个过程被大大压缩了，原本需要5年的试验可能3年就完成了。”史立臣表示在时间与价格上的成本节省正是驱动药企默认CRO违规行为的原因。

　　左玉增表示，“根据不同的药品需求以及设计方案，临床试验所需要的投入有所差异，通常会占到整个药品开发的50%-70%”。

　　林江也告诉记者，“在CRO的实验设计中每一个环节都有时间节点，一旦某一个环节没有按计划完成就会拖延整个试验，而药企、CRO、医院都不会希望出现的这样的情况”。

　　强势医院精力有限

　　根据目前中国对临床试验机构实行的资格认证制度，已通过审批的机构共有400多家，多为各地的三甲医院。

　　据介绍，在新药临床试验的利益链上，药品企业掏出的大笔临床试验费用，四分之一会支付给CRO，剩下四分之三则要支付给医院。而作为花费最大的一个环节，医院并没有拿出真实完整的数据结果。

　　按照国际经验，药企或CRO公司往往会派出监察员(CRA)，对临床试验机构进行监督。但在中国，临床试药机制设计中用来制衡的监察员有时很难发挥作用，一方面因为他们本身水平有限，操作并不规范，另外则是因为医院的强势——在临床试药人集中的临床试药网论坛里，最常被抱怨的便是这一点，在医生忙的时候，一些监察员甚至还得帮忙干活。

　　“资格认证制度本身赋予了医院相对强势的地位，而监察员都希望最终能够拿到理想的数据，监督员反而需要讨好强势的三甲医院。”刘炫麟也指出。

　　杭州 泰格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李宾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机构认证是一个应该渐渐取消而不是加强的趋势。要想对机构形成约束和竞争压力，只有在临床试验的机构认证上更开放，甚至取消机构认证，“事实上，现在的机构认证就成了权力寻租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