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企业各方面成本既是企业的共识也是政策导向。近期，人民日报派出记者团队奔赴浙江、河南两省，对53家制造业企业的成本状况展开深入调查。多数企业都认为最应推动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但现实的无奈却是政策往往被卡在“最后一公里”，企业对减负表示无感。事实摆在眼前，如何避免减负政策沦为“空头支票”也就成为了政府接下来急需解决的问题。

　　税费评估等成本高居不下

　　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降成本列入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任务之一，这无疑让当下步履维艰的实体经济看到了一丝曙光。但调查结果却显示，一些地方在税费、评估、检测等方面的制度不合理仍然使得企业背负着高额的运营成本，面对说好的减负，企业只能望洋兴叹。

　　对企业来说，降成本最重要的一环就是减税降费。但调查显示，在一些地方上，税收并非按照企业实际的经营状况收缴，反而依旧参照的是税务部门年初给各个企业定下的缴税指标，如此一来，个别运营状况不佳的企业甚至要借钱缴税，为企业减负根本无从谈起。

　　另一方面，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也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在调查中，企业普遍反映的就是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征收标准过高。根据现有规定，企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比例不得低于在职职工总数的1.5%，未达到该比例的企业则需按差额人数全额征收保障金。某企业负责人表示，劳动密集型企业已经为促进就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还要支付高昂的残疾人保障成本，这种收费标准不太公平。

　　而对于那些正处在筹备期的企业来讲，评估检测的费用又是一道过不去的坎。据悉，企业要想正式开门营业，前后至少需要做15项评估。“每次新上设备或改造生产线，都要重新做环评，甚至是一台设备从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也要做环评，一次环评至少几万元。”某企业抱怨道。

　　政策亟待打通“最后一公里”

　　为何明明上有政策，企业却仍然无法沐浴到减负的春风？调查认为，政策无法打通“最后一公里”是目前的症结所在，在此前提下，企业不得不继续面对由于制度障碍导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偏高的现实。

　　受访企业普遍表示，审批权从国家层面下放到省、市、区固然是好事，但现实情况是审批事项不仅没有减少，企业经常还要面对基层办事人员“不想办”或“办不了”的尴尬。此外，还有企业抱怨称，综合了多项业务的服务大厅只是一个领表格的地方，各类网上申报看似方便，但审批流程太长，时间成本白白损耗。

　　除此之外，政策缺少配套细则和具体措施也是导致简政放权“最后一公里”落地难的原因之一。“一些降成本的好政策，因为没有细化，对企业来说犹如画饼充饥。”一家企业的财务总监说。在他看来，面对缺少细则和规范的政策，企业根本不敢做行业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生怕踩雷。

　　实际上，上述种种问题基本都可以用“空转”二字来定义。而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改革空转其实也早已得到了中央层面的重视，中财办主任刘鹤今年3月就明确表示，要对于已进行的改革定期“回头看”，确保改革不空转。

　　企业减负还需政府“减权”

　　要想确保改革掷地有声，打通“最后一公里”势在必行，而从业内多位专家的反馈来看，想真正为企业减负，就需要政府变“放权”为“减权”，与此同时，营改增等一系列具体的减负措施还需要继续探索和完善。

　　首都经贸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及以营改增为例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目前营改增正处在全面推开和普及的阶段，尽管营改增减掉的5000亿元平摊到每个企业身上规模不算太大，但有关税票的很多细节问题目前仍然不够明确，税务部门也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征管监察体系，诸多不确定性使得营改增在帮助企业减负上稍显乏力。

　　“不过在目前经济下行且财政收入不乐观的前提下，国家依然大力推进营改增确实能体现出政府要为企业减负的决心。此外，从长远来看，营改增也不单单是税收问题，它还是促进产业细化分工的有效手段。”陈及说。

　　而在谈及“减权”问题时，陈及认为，目前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清理各级政府的乱收费现象。“首先，收费必然是制度化的，属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范畴。另外，各种名目的收费随机性很强，立项即可收费，给企业的运营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陈及说。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也表示，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其实是政府对自己“动刀”的过程。政府应当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快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减权降低企业成本。

　　北京商报记者 肖玮 南淄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