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发展前景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需要金融体系在重复试错过程中完成投资项目的筛选和融资。通过引导和改变市场预期，甚至要借助于金融市场上的“羊群效应”，才能为成长中的新产业和新业态提供充分的融资支持。利用大规模投资来克服新产业和新业态在成长初期所必然面临的投资成功率偏低的问题。在这样的逻辑之下，金融扩张领先于实体经济扩张具有必然性，是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要求。新产业和新业态的高风险，传统产业和业态的衰落，加之金融内在缺陷导致的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渗透性偏低，导致资金“脱实就虚”的流动以及各种泡沫的接连发生。但这也意味着，在我国经济的大调整期，必然伴随着失衡的积累乃至泡沫的出现和破灭，宏观经济和金融的波动和风险必然加大。随着我国跨境资本的双向流动性显著上升，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面临更大的外部冲击。

　　在目前的情况下，央行资产负债表是我国金融体系暴露于金融开放和跨境资本流动的主要渠道，金融体系的其他部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直接暴露程度相对较低。人民币加入SDR及其引领的金融大开放，将会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使得我国国内金融体系全方位地直接暴露在国际金融冲击之下。缺乏深度和广度的国内金融市场会放大内生金融冲击和外生国际金融冲击的影响。过去几年中，从银行体系到银子银行体系，再到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金融泡沫和金融动荡在金融体系不同部分之间“击鼓传花式的”传导和蔓延。所有这些都凸显了金融稳定性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的重要意义。

　　世界经济再平衡过程与我国国内经济再平衡过程的相互交织，降低了我国继续推行出口-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出口和投资为主要调控对象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稳增长”方面的效果必然下降，负面影响和后遗症也随之加大。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中应该更加关注政策调控如何通过消费渠道去影响宏观经济的动态平衡。供给侧管理或者结构调整，在加速淘汰落后过剩产能和培育新产业的过程中，要面对短期必然出现的“创造性破坏效应”。在旧产业业已退出、新产业尚未补进的所谓“主导产业真空”状态中，整个社会的就业和收入等必然会出现问题。宏观经济政策要积极的需求管理为整个社会提供福利托底。这同样要求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生产导向和长期导向转变为消费导向和短期导向。

　　供给侧改革在根本是一种制度性调整，通过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竞争淘汰产能过剩的低效产业、筛选和培育新兴产业。在这样的改革思路下，具有很强的结构效应和市场扭曲效应的财政政策，应该避免直接介入甚至主导结构调整过程，而是针对结构调整期必然出现的短期阵痛，通过收入转移和社会保障支出等为社会福利托底。这就意味着针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问题，应该更多地依靠货币政策手段，并且货币政策操作要从以非市场化的数量型工具为主转向以价格型工具为主，通过影响价格来影响货币和金融资源的配置。

　　面对经济新常态下的种种深刻变化，过去一段时间所出现的宏观调控效果下降和强政策刺激带来严重后遗症的问题，并不是政策松紧缩程度、具体工具选择和传导机制方面的问题，而是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整体性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所需要考虑的政策再定位，不只是政策松紧程度或政策刺激力度的简单调整，也不只是政策工具的调整和政策传导渠道的完善，而是宏观经济政策框架的整体性调整，尤为重要的是政策目标的再定位、政策调控宏观经济动态平衡关系的着力点的重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