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志辉

　　在翻开《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之前，笔者就在想，如果米尔顿·弗里德曼能够再长寿一点，活到2008年以后，他是否会强烈质疑美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增长而通过的7000亿美元救助计划，是否会像从前一样通过各种途径据理力争、反击那些倡言强化经济刺激政策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毕竟，弗里德曼那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名言，早已深深扎根于世人的心。他一贯主张，货币的供应量是决定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率的主要因素，通过印刷更多美金制造出来的繁荣，只能是虚假的、有害的；政府不是救世主，美国政府每花掉一美元，这一美元肯定来自于私有经济中的产出者和劳动者，不存在所谓把高产能彼得的一美元交给低产能保罗所带来的“乘数效应”。而奥巴马上台后天量的经济刺激，无疑严重背离了弗里德曼所奉行的理论旨要。

　　通过这部厚重的自传作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个具有独立精神、坚决捍卫原则的作为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

　　在弗里德曼成名之前，主流经济学界已长期被凯恩斯主义所“统治”，任何想要翻越凯恩斯主义这座大山的学者，几乎都败下阵来，无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带头人米塞斯，还是新自由主义的领军人哈耶克，抑或是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

　　而弗里德曼高举自由放任的大旗，于1953年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货币银行学教研室，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1956年，他推出《货币数量理论研究》，这是他为货币理论复辟进行的第一个主要步骤，成功地为古典货币数量论贴上了“货币主义”的标签并使它重新赢得了学术界的尊重；1957年，他又推出《消费函数理论》，驳斥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递减规律，这也是弗里德曼最为自豪的作品，是他认为自己对纯科学做出贡献的最佳文献；1963年推出的《美国货币史》则是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提供了大量历史上关于货币变化与经济变化之间一致相关性的例证。他的这些努力，获得了部分学者的肯定，却同时也遭到了更多的批评。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的建树，为他日后的声名日隆奠定了基础。

　　诚如弗里德曼自己所说，对凯恩斯主义的致命打击来自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弗里德曼通过推理提出了一个核心的预测，即:会发生一场在特定条件下的通胀，高通胀的十年间失业率平均不会低于低通胀十年间的失业率。当高通胀的十年气势汹汹而来的时候，凯恩斯经济学日益陷入困境、束手无策，弗里德曼的价值才终于逐步崭露头角，并于1976年以微弱优势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等待和坚守之后，弗里德曼最终见证了凯恩斯时代的终结。他的理论影响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政府的经济改革，并促成了此后全球经济自由化的潮流；他自己也完成了由异类到主流、由离经叛道的学院教授到一代经济学大师的华丽转身。

　　虽然在回忆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弗里德曼总是以一种客观、平和的态度进行描述，没有对他人的诋毁，没有对自己的吹嘘，只有对过往的经历感到幸运和满足。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他的从容淡定中感受到他在坚持自己的学术信仰和理论创见时的不易。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大行其道，在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他几乎都是以一己之力，倡言自由经济，捍卫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的传统。当然，他显得比在他之前的，以及跟他同时代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都更富有耐力和智慧。这个身高不足一米六的男子，顽强地与那些至少在体型上都要比他更为魁伟的学者们辩论、笔战，并且最终在实践中经受住了考验、获得了胜利。这不由得让人想到了拿破仑，只不过，弗里德曼是在不同的战场，扮演着同样的英雄角色。

　　弗里德曼的确堪称英雄，不仅因为他在学术上坚持自己的原则，还因为在政治事务上他也长期站在弱势群体的一边，抗拒强势的政府。比如，他出任美国政府的经济顾问，在参与尼克松时期的“家庭援助计划”时，因为白宫所提出的议案偏离了福利改革的初衷，他毅然决然地投了反对票；他也反对尼克松在1971年8月开始实施的工资和价格管制政策，认为这一政策对美国人民的危害要远远高于其他后来任何导致尼克松下台的行为；他还认为，里根选择布什作为其副总统是他在竞选及当选期间最糟糕的决定，如果布什不成为里根的接班人，那么令人遗憾的布什-克林顿时期就不会出现……

　　比弗里德曼的学术著作和政治参与更具影响力的，是他向世界传播自由市场观念的卓越能力。他在1962年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和1980年出版的《自由选择》，至今仍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他通过在世界各地演讲，以雄辩的才能和缜密的思维征服了无数的听众；他借助多种媒体、多种渠道发表观点，以少有的耐心和最平易的语言将复杂晦涩的经济学原理解释得浅显易懂。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们认识到自由市场的魅力，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接受了弗里德曼主义，经济开始起飞。

　　在回忆录中，弗里德曼还以不小的篇幅谈到了他到中国的三次（1980年、1988年、1993年）访问。除了他与汪道涵、谢希德等人的交往外，有一个细节让人感触颇深。一位大约20岁的厦门大学的女学生，当时正在将弥尔顿的成果翻译成中文，她靠着仅有的100元存款，从厦门乘火车来到上海听弗里德曼的讲座，弗里德曼请张五常安排了这位女学生的听讲门票，并为她支付了返程的旅费。这也让我们体会到弗里德曼温暖人心的一面，作为一位卓越的学者，学术上的坚定并不等于个性上的冷酷。

　　书中还提及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平添了全书的可读性。比如，弗里德曼总结出杀死闯入家里的豪猪的方法，就是用棒球棍轻轻击中它的鼻子；在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后，总统候选人卡特打算召集所有的1976年诺奖得主以示祝贺，秘书打电话给了另一位为福特总统撰写讲稿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让那位弗里德曼误以为自己时来运转要进入新内阁了；英国前首相爱德华·希思还在录制节目时，向撒切尔夫人、弗里德曼等人发起过完全不受控制的尖酸刻薄又恶意中伤的语言攻击……

　　《两个幸运的人》既写出了弗里德曼颇富传奇色彩、与时代变化互动的一生，也写出了这一对学者夫妇甜美的人生经历。书中除了对学术历程的回顾之外，也以大量的篇幅阐述了弗里德曼夫妇自相识、相爱、结婚及此后一路相伴所走过的生活道路。捧读这部厚厚的著作，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触摸到那种对生活的深情与热爱，领悟到那种对生命的欢喜与感恩，也体会到那种浓烈的人生谢幕致词的味道。那些看似絮絮叨叨的对白，所承载的，是一对具有天才智慧和杰出成就的学人站在人生边上，面带微笑的回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