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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对应需求侧的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

  • 发布时间:2015-11-17 01:43:33  来源:中国证券报  作者:佚名  责任编辑:罗伯特

  由此,我们的核心观点已呼之欲出:消费、投资和出口只是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元动力”而可进一步作出结构性认知的分析框架,只要沿着“结构性”的角度继续深化认识,就会发现仅在需求侧并不能够真正完成动力认知这一悖论,这强烈呼唤着对与之相对应的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的探究。

  显然,“三驾马车”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其中蕴含着由需求侧“元动力”引发的供给侧响应、适应机制,或称其所派生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动力机制。

  在经济增长动力的全景图上,我们当然首先应该肯定需求的原生意义,人活着就会有需求,有需求才有各色各样被激活的动机和满足需求的创业、创新活动。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创业、创新活动的定位实已转到供给侧,供给是需求元动力(“第一推动力”)之后由响应而生成的最重要的“发动机”与增长引擎。事实上,人类从茹毛饮血时代发展到今天,已看到科技革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飞跃,创造着上一时代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同时这些原来让人难以想象的供给,并没有充分满足人类的需求,原因是在于人类作为一个适应环境进化的物种来说,其需求是无限的。正因为如此,现实地推动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虽然离不开消费需求的动力源,但更为主要的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却不是需求,而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与引导。

  在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其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引起的。在其中一般而言,要素供给(如生产资料、劳动力、技术供给等)是经济层面的,与千千万万的微观主体相关联;而制度供给是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直接与社会管理的主体相关联。人类的长期发展过程正是因为不确定性的科技创新产生一次次科技革命,带来一次又一次生产力的提升,也进而推动制度安排的一轮又一轮改革和优化,使总供给能力一次次大幅度提升,促进并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发展和趋于繁荣。人类的供给能力现实地决定着人类的发展水平,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因,我们可划分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时代:狩猎时代、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技术时代,以后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飞跃,我们还可能会迎来生物技术时代。与之相呼应,人类社会经济形态与制度框架上经历了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垄断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的各种形态,包括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发展中经济体正在开拓与建设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贾康等,2013)。我们所处的当今时代,全球化的社会化大生产所具突出特点,就是供给侧一旦实行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市场上的回应就是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会实实在在地刺激需求增长。这方面例子已有很多,比如乔布斯和他主导创造的苹果产品,再比如“互联网电子商务与金融”这种带有一定颠覆性特征的创新等。这些动不动就席卷全球的供给侧创新,其真正作用是引导式改变,改变产品市场的数量、机制、构造和联系,当然也改变了需求的种类、范围、激励和方式,体现在宏观经济中一定是形成增长的动力。

  其次,我们自然而然、合乎逻辑地应当特别注重供给侧投资的特殊性、针对性和结构特征。需求侧强调的投资需求,概念上还是总量中的“三足鼎立”的一足,即三驾马车中的一驾,而一旦表现为对应投资需求的投资供给,便成为生产能力的形成与供给,成为消费和出口的前提,并天然地要求处理其具体的结构问题。事实证明这恰恰不是传统概念的需求管理就能够完全处理好的。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只要不是纯理论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和完全的“理性预期”行为,政府的供给管理就必不可少,而且在实践中往往还会表现为决定性的事项(可观察美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关键性举措)。仅刺激或抑制投资需求,并不能就同时解决好了结构性问题,必须同时处理好投资的结构优化政策与机制,达到基于结构优化形成的投资质量与综合绩效的提升,才形成势必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发动机)。比如,当下中国进入“新常态”增长的最关键投资动力源,就包括应当启动以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聪明投资”(贾康,2014),来实现“补短板、挖潜能、转主体、增活力、提效率、可持续”,以达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意愿目标。至于外贸的出口净值也决不属于需求管理可直接解决的对象,真正应抓住的,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自身结构优化、不断提升国家竞争力。

  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实际上构成了供给侧的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带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特征。与需求侧的均质、可通约明显不同,供给侧的产出是千差万别、不可通约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以各种特色表现的必须具体设计、鲜可照搬的制度供给——产品服务供给的升级换代产生“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巨大动力,制度供给的优化更会带来“解放生产力”的巨大“引擎”与“红利”效果。“物”的供给能力的竞争,也相应地呼唤着与之匹配“人”的利益关系视角的制度供给优化竞争。而通过上述这种与需求侧“元动力”相对应的供给侧的结构性动力机制构建,我们不难发现经济增长的“动力体系”已浑然天成。

  不论是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工作者,所普遍认可的“创新驱动”,显然是一种关于发展动力的描述和认知,但如果放到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分别考察中,便可知实指供给问题。因为需求是永无止境的,即是“永新”而“无新”的,调控管理所讲的有效需求,只能是指有货币支付能力的需求,即可通约总量状态下的有支付意愿与能力的需求,这无所谓其“创新”含义。惟有到了供给侧,创新才是有实质意义的、必然具体细分(即结构化)的、且不确定、千变万化的,因而特别需要制度激励。在一般而言的经济发展中,供给侧的调控管理均不可回避和忽视,对于后发、转轨的经济体,供给管理的重要性还往往会更为突出,比如中国,在特定阶段上和历史时期内,以制度供给统领的全面改革式创新驱动,必然成为其可持续增长的现代化过程能否如愿实现的“关键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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