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进入工业时代，真正的城市才得以产生。“城市将其居民从传统的社群规范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而这种规范在乡村生活中则是不可或缺的。”城市人口的居住体验和生活方式，城市社会中的交往方式、权力关系开始有别于乡村。

　　工业革命带来生产和贸易增长、市场扩大，也因此形成城市化浪潮。这一自发性、带有戏剧化色彩的扩容过程，使得18-19世纪的欧洲很多新兴大城市，呈现出混乱无序的城市形态，污染及治安问题突出，贫民区的生活状况更可以用凄惨来形容。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等名作中，就曾绘声绘色地描绘过当时存在于英国许多城市的肮脏环境。

　　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就这样进入一种混乱中的繁荣时期。更多人口的聚集，不但创造出更大的商品市场，也构建出20世纪后期经济学大师科斯所说的“思想市场”。对城市贫困、环境、治安等问题的揭露，对贫富差距的抨击，对城市无序扩张带来的丑陋景观形态的质疑，都相当踊跃。城市研究、城市文化、城市社会学一跃变得重要。

　　澳大利亚城市问题研究专家、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文化产业与实践研究中心副主任德波拉·史蒂文森所著的《城市与城市文化》一书，向读者引介了城市研究和城市文化两个多世纪以来的演变情况。这本书涉及一系列城市研究的重要命题，包括城市如何打破乡村社区的礼俗和法理传统并重塑一套新的传统，自发形成、发展、扩张的城市在社会学范畴内受到了怎样的批判并因此如何影响之后的城市开发发展，城市文化如何在艺术家、公共部门、资本三方面力量作用下形成和演变，20世纪后期全球各大城市掀起城市复兴的过程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读者理解不同时期城市化的动力和目标所在，可以更为公允地看待对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新一轮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及城市文化浪潮。

　　城市研究、城市文化的提出，最初是以乡村社会及工业革命之前的城镇社会为坐标，将之想象为自然、健康、安全的空间，抨击城市对应各个方面的缺点，希望以某种方式重建更像乡村的城市（有农林地带，有河流，人口密度低，运转有序）。乌托邦式的理想城市蓝图当然不具备可行性，但这种愿望保留了下来，并在20世纪后期催生出田园城市运动，各大城市争先恐后推动城区“复绿”的行动。

　　19世纪后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欧美国家经历了第二次显著的城市化，即国家、资本等多方面力量驱动，有意识带动的城市化。这一轮激越的城市化，加快了社会边缘群体的形成，也促使更多的社会学者投入到城市研究，分析城市里的冲突与社会的紧张状态。

　　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权主义等学术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多的人开始接纳多样性并存对于社会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社会学家指出，当代城市不仅没有促进多样化，相反加速了社会、文化和经济的不平等状态。一些所谓的安全城市，其实只是通过更强有力的管制和分隔，让环境恶化的城市空间被排除在中上收入阶层、中产阶级活动区域之外，而这些作法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的安全问题，反而可能进一步触发矛盾。可以认为，城市研究领域的这些学术观点，是城市增强包容性、容纳多样性的重要推动力量。

　　建筑与城市规划的美学实践，由城市文化推动，反过来又加深了城市文化。19世纪的城市美化运动，赋予城市市政当局以规划城市的权限、价值理念与工具，让城市褪去脏乱差的标签，变得更为有序。但在20世纪，当大量使用玻璃、钢铁和钢筋混凝土塑造的城市建筑新形态，在全球各地遍地开花之后，人们意识到这种景观形态的单一化特点，造成了人作为城市主体无法与空间建立密切联系，不具有宜居性。20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环保、宜居已经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的价值理念体系之中，此外如这本书第六章所提到的，艺术和文化产业也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很多城市不惜为了满足创意文化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大片拆除工业区。

　　城市的发展，与城市文化的演进紧密相关。因为城市文化的存在，城市（应该是怎样的）被一遍又一遍的构想，塑造出所谓的理想城市面貌，因此带来一次次的城市改造。但从总体上讲，迄今为止，人们所要寻求的理想城市，自始至终在各阶段的主要标签中，仍包括浪漫化的乡土存在。

　　书名：《城市与城市文化》

　　作者：德波拉·史蒂文森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