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

　　我的老朋友盛松成给我寄来一本他和翟春联合署名的新书《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以下简称《供给》），我有爱不释手之感，认真阅读了吴晓灵、余永定二位的序言和盛松成所做的前言，草草翻阅了一下书中的重要章节，认为应当立即向银行界的广大朋友隆重推荐一下该著作，也希望财经院校和研究机构朋友们认真研读一下该书。

　　我对货币供给理论的兴趣始于30年前。1985年我和邓乐平、周慕冰刚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黄达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时，黄达老师就是因为承接了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招收学生同时也解决了课题的完成人手问题。当是之时，曾康霖老师所带的两名硕士生邓乐平和周慕冰的论文选题恰好是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问题，所以招收邓、周顺理成章。邓乐平入学后博士论文仍以货币需求为题，周慕冰则继续做自己的货币供给问题研究，为了增强这个“七五”重点课题的现实感、时代感，黄达老师在“货币供求问题研究”课题组还特别吸纳了央行的两名同志：吴晓灵和王庆彬。吴晓灵当年从五道口硕士毕业到央行工作，已崭露头角；而王庆彬外号叫“王现金”，从事了一辈子货币流通和现金管理工作，有丰富的操作经验。当年的社科重点课题只有5万元经费，但在黄老师的领导下，这5万元每年开一次全国性讨论会（分别于黄山、北戴河和大连），还出了5本书，在今天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儿。黄达老师每年组织一次的货币供求理论研讨会更是研讨会中的典范，每次会议都就中国的货币供求及货币政策问题进行认真研讨，每次研讨中都有争论和碰撞，我与邓乐平、周慕冰还有王传伦老师名下的学生贝多广，每次都受益多多。

　　中国人民银行1984年开始行使央行职能，而此前人行也像商业银行一样办理工商企业贷款业务。所以，我们这三位首届金融学博士，正赶上中国金融改革在体制和政策上的风云变幻年代。此前的货币供给理论以黄达先生的银行资产业务创造信用创造货币为代表性理论，而到中国人民银行成为行使央行职能的调控型机构后，货币供给理论也开始尝试用西方的央行控制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影响货币存量、央行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乘数这一套东西来说明和解释中国的货币供给实践。

　　盛松成的新著《供给》是在他于1993年出版的《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新问题新经验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盛松成认为，该书对中国的货币供给理论研究和货币政策实践具有以下意义：研究货币供给过程对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数量型调控方式在我国未来较长时期中仍具有重要意义；一般意义上的价格型调控仍会涉及货币供给；研究货币供给过程是中央银行调控的需要。从以上四点自我评价看，盛松成本人更重视的是《供给》一书的实践参考价值。但我认为该书的理论意义，即在货币供给理论总结方面的里程碑贡献也不容忽视。

　　两篇序言，吴晓灵序四平八稳高屋建瓴，余永定序则深入细致坦率陈词，在中国为人作序的名人中，能认真地读一读求序作品并直言不讳地指出作品的欠缺或不足，余永定可能是绝无仅有之人。这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由此可见，余永定的真学问和真性情。余永定在序言中用很长的篇幅讨论货币创造过程和M1与M2之间的关系，这让人想起40多年前，货币学派与后凯恩斯学派在大辩论中一直明确提出的一个辩论主题，即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人们对货币政策是否重要、货币政策能否独立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两个根本问题的判断（1968年11月14日，在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第七届亚瑟·K·所罗门讲座上，沃特·海勒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分别代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进行了一场经济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辩论，辩论内容被记录在次年由W.W. 诺顿出版社出版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对话》一书中）。余永定在序言中认为，M1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M2中的定期存款则是公众行为决定的。这个结论让我颇感疑惑，因为M1中的现金取决于家庭持币行为，活期存款多寡，企业和家庭愿意保持什么样的定期存款比例或活期存款比例，这本身又是由经济体系中的微观主体行为决定的，而不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

　　盛松成的《供给》一书显然还没直接触及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外生性、央行货币是否超发、为什么中国M2总量很大却常常会出现流动性危机（如2013年）、商业银行普遍的“逃表”“出表”行为对货币供给货币创造的影响等这些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要在这里说一下，即盛松成在《前言》中说“1998年人民银行取消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并于当年5月恢复公开市场操作……”这段话着实让人费解，我现在是《银行家》杂志的主编，每年要与大量的中小银行打交道，现在中小银行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央行每年的信贷指标控制问题。人民银行只不过是把1998年之前的信贷规模直接控制改成了一个好听的名称曰“合意贷款规模管理”而已，实际和1998年之前换汤不换药。这一做法对央行总行没什么，但央行各地分支机构却视“合意贷款规模管理”和实施这一管理的神秘法宝“差额准备动态调整公式”为维持央行分支机构监管权威的灵丹妙药，而这个“合意贷款规模管理”在我看来也是极具中国国情特色的货币政策执行方式。

　　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合意贷款规模管理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方式的确能在中国的货币创造和货币供给行为中发生作用，那所说的货币供给存在倒逼机制就似乎不无道理。我们可以联想一下2009年由于天量放贷造成的中国货币供给飞跃式增长，当然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30多年前刘鸿儒老师在五道口讲课时说过的中国的现金供给多年来一直是一种被动的、事后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货币供给理论如果完全按照美国那样用央行控制基础货币、控制货币乘数来调节货币供给存量和货币流通状况那一套似乎也不太合适，因为从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央行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到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强力运用、央票对冲行为的频繁发生，再到合意贷款规模这一信贷扩张人为限制手段的运用，种种情况都表明，在货币供给和货币政策方面，我们也确确实实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东西不但是深受西学影响的人不了解，就是长期呆在国内如果不深入实际进行调研的人也可能会不甚了了。研究中国的特殊国情及特殊国情下的特殊实践，也许就是我们这些以中国经济金融为研究对象的人的生活乐趣所在。

　　书名：《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

　　作者：盛松成

　　出版社：中国金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