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武英

　　1月16日，歌手姚贝娜终究没有逃脱乳癌魔掌而不幸离世的消息令人惋惜，而就在人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对她的怀念之情时，艺术圈的微信中，却转述着另外一个沉重的故事，故事起因，同样因为“乳癌”。

　　在姚贝娜离世不久，山西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教师王璟在朋友圈中说道，自己于2014年最后一天被查出乳癌，“当时我正在国家博物馆和朋友一起看罗丹的雕塑展，脑袋懵掉。直到今天早上医生在化疗前和我谈话，我还是不甘心地问了一句：确定是恶性肿瘤吗？有没有被误诊的可能？”王璟说，自己为此不知哭过多少次，最后才不得不决定接受这样的现实。“既然病魔选择了我，我只能面对。”接下来，治疗费不菲，除了要连续七八个月接受化疗外，还将持续吃5年的药品，这对于在普通家庭中长大，依靠工薪生存的王璟来说，的确难以承受。王璟说，她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购买自己的作品，而且还特别强调，自己不接受无偿的捐赠，“因为我认为一个人无论何时都应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尊严，我虽然病了，还是可以画画，慢慢画，康复了再继续创作。”

　　这段令人唏嘘又不失尊敬的话，连同她的故事一起迅速占领艺术界的微信朋友圈。经核实，这个年轻的女孩，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油画系，生于1986年的她今年还不到30岁，在这个谈“癌”色变的重污染时代，一些人的情绪很快被女孩的不幸经历带入对病魔的恐惧与咒骂中，而另一些人，则在她的年龄背后，看到了中国当代年轻艺术家生存的困境。

　　其实，如果不是遇到病魔，在大学任教的王璟属于从事艺术行业中生存比较稳定甚至优越的一群人，大多从艺术院校毕业的大学生，如果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想成为一位专职的艺术家，生活境遇不容乐观。

　　笔者认识的一位80后的艺术家，毕业后想做职业画家，但很快就发现，如果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在北京吃穿都有问题，更别说负担高昂的创作费用了。他很快找了一家杂志社做艺术栏目的记者，工资不高，采访任务重，虽然留给自己创作的时间少之又少，但他依然坚持创作，哪怕每天只休息几个钟头。他先是和几位同学在北京五环外合租了一个三室的房子，由于五环外的不利交通实在不方便自己周末去看看市中心小剧场的话剧、舞台剧，于是又搬到二环附近的一个老旧不堪的小区，好在房东是个爱艺术的人，将房租降到五环外的水平，而这位年轻的艺术家，为了弥补房东的经济损失，每年年底都会送给房东几幅自己的作品。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几年，依然没有很好的画廊想代理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很多画已经卖得很好的同学提点他，“要想成功，就要混各种有用没用的圈子，这样才能让更多的人认识你，在这个靠媒体、靠眼球、靠人脉的艺术圈中，想知名就要混江湖”。而这位艺术家偏又是清高不愿求人的，好在他也有自己的圈子，一些同样清贫，有着艺术理想和文人清高的年轻人，他们画自己的画，有时聚在一起做一些小型展览，尽管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展览不会有人来买画，但是艺术家之间可以彼此欣赏、品鉴，自娱自乐。

　　不过，和这位坚持自己品格的艺术家不同，还有一些年轻的艺术家过于轻信“出名要靠博眼球”。2013年，北京望京深夜的街道上，时不时会出现一个裸奔的男子，或骑着小摩托，或扛着十字架，或抱着充气人模。两个月后，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的一位艺术家，在微博上以文配图的形式，公开了自己“裸奔哥”的身份。

　　“裸奔哥”虽然红了，但这样的炒作被媒体乃至大众诟病。毕竟“哗众取宠”的所谓艺术，在充当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后，便会被人唾弃在地。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年轻艺术家的生存困境。

　　去年底北京举办了一个展示中国当代艺术“底层”生活的影像展，策展人林书传说了这样一句话：“北京，是一个让人爱恨交加的城市，这里有最好的展览空间、最职业的观众、最权威的媒体、最慷慨的藏家，有钱、有资源、有星探、有香槟、有人整天跟你谈论艺术。与此相对，北京每天还充斥着无效的展览、重复的评论、无休止的应酬、复杂的圈子、无关艺术的交易。艺术家每天都应付或迎合着媒体，敷衍或讨好着藏家，保持着与市场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北京，这样一个机会与危险并存的城市，成就着艺术家，也摧毁着艺术家。”

　　这也许就是年轻艺术家所要面对的一切，它可以是一种成功的机遇，也可以是一种比乳癌更痛的心灵之“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