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业经过多年高速增长，已成为我国投融资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金融部门。我们认为，今天的信托业应该摆脱过去单纯对资产规模、市场份额与经营业绩的追求，而将目光集中于自身良性生态系统的构建上。结合信托业自身的特点，一个完整的信托业生态系统应包括以下因素。

　　首先，宏观经济形势构成了信托业的生态环境，信托业未来的生存方式既取决于当前的宏观形势，又取决于未来的发展趋势。其次，信托业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通过认清自身的发展驱动力与制动力，做出符合行业演变规律与生态环境变化的战略选择。最后，监管环境确定了信托业生态系统中的生存法则，好的监管环境既应促进个体向正确的方向演变，也应形成生态系统内的自然选择机制。

　　（一）宏观生态环境发生重要变化

　　1、中国经济“新常态”

　　“新常态”更多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方式的调整而非趋势的改变。在经济增长层面注重发掘新的增长点，尤其是增加创新成果的转化率，提高创新驱动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结构调整的要点一是产业结构，体现为传统产业由于过度投资导致的产能过剩，而战略型新兴产业亟需加大投资力度从而增强对经济的支撑作用。二是产品结构，现有的产品供给同质化严重，未来产品的差异化供给尤其是可以“创造需求的供给”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2、货币政策适应性调整

　　与“新常态”下的经济政策相适应，未来我国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与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应用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兴战略产业的投资，从而强化对于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支持。货币政策由“稳健”变为“松紧适度”，说明未来将继续以“定向宽松”为主旋律，同时也存在着“降息”、“降准”的可能性，从而缓释经济下行压力、平滑经济增长趋势。

　　3、全面推进经济领域改革

　　以信托人的眼光看，“新常态”下的经济改革首先是政府投资体制改革，通过推行PPP模式，引入社会资本，使得投资行为更加透明化、市场化。

　　其次是区域经济改革，包括“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与长三角经济带等区域经济规划，加强区域互联互通与“多规合一”，促进规模效应与协同发展。

　　再次是国企改革，混合所有制、企业并购、打破行业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将是改革的主旋律。

　　最后是“三农经济”，将建立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方式、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继续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服务“三农”。

　　（二）信托业“新常态”具有三大特点

　　1、信托业资产规模增速放缓

　　信托业高增速、低不良是基于经济景气周期的特殊表现。最新数据表明，信托业即将告别超高速增长转而进入正常增长，甚至在某些年份低速增长或下滑。如果宏观经济政策不做大的调整，加上新的信托监管政策出台，未来五年增速放缓是大概率事件。根据我们与波士顿咨询研究的结果，未来五年信托资产规模年均增长率有可能放缓至11-18%（不考虑设立信托业保障基金的影响）。

　　2、利率市场化深入，资产管理竞争加剧

　　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存贷款利率向市场真实水平靠拢，银行未来在投资端将会放开更多权限。券商、基金、保险等过去与信托业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的金融部门，可以通过资产管理计划或子公司等方式与信托业形成正面竞争。

　　可以预见，在技术含量较低的如通道类业务领域，信托业原有的份额将被逐渐蚕食，并更多的陷入到低效的价格战之中。即使是在信托业具备技术优势的领域，也避免不了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局面，信托业原本所从事的是风险与收益适中的业务领域，由于银行、券商、基金和保险等机构的介入，形势也将日趋紧张，部分信托公司将被迫向更高风险的领域移动，从而造成了潜在违约率上升。

　　3、破解“刚性兑付”，带动信托业的无风险收益率理性回归

　　无论是从经济基本面、信托业发展周期与市场竞争态势上分析，可以确定未来信托业风险事件将较以往更加常态化，从而逐渐改变信托产品的“刚性兑付”属性，带动信托业的无风险收益率理性回归。这对于信托业来讲，在短期将会形成转型阵痛，在长期则是刮骨疗伤式的长效发展机制。

　　长期以来在“刚性兑付”与“预期收益率”的束缚下，信托产品在营销方面存在缺陷，信托公司没有足够的动力做精确的风险揭示，投资者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充分了解产品的风险属性，从而养成了一大批风险—收益观念严重扭曲的“合格投资者”，而投资者是信托业生态系统的土壤，当土壤恶化时，生态系统内的个体是不可能健康成长的。尽管风险事件将常态化，但是长远来看却利于行业可持续发展。违约现象的出现是信托业正常的“新陈代谢”与“自我更新”。

　　（三）信托业的生存法则

　　监管制度就是信托业的“生存法则”。信托业区别于其他金融行业的发展特点，在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更高效的互相促进、互相影响。从信托业历史上数次重要转折来看，每一次的清理整顿，均伴随着对信托制度与信托本源更透彻的理解并使得信托业发展迈上新台阶。因此，信托业作为富有高度灵活性与生命力的金融业态所依赖的发展基础，除了一般的构成要素如资本、人力、市场的供给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制度供给”。

　　1、《信托法》修订

　　从信托业诞生日起，信托制度便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也正因为如此信托业可以在合理的制度基础之上维持过去近十年的快速增长。然而在经济新常态、金融体制变革加快与行业间竞争加剧的情形下，《信托法》修订亟需提上日程。

　　在《信托法》修订方面，应着重于完善信托产品登记制度、税收制度、交易平台、跨境外汇信托、公益信托、民事信托等，这些基本制度无论是在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方面均是重要的法律基础，否则如家族信托、公益信托等信托业尚未开发的蓝海就不可能真正驶入，影响信托业的进一步发展。

　　2、设立信托业保障基金

　　2014年12月19日，中国信托业保障基金及保障基金管理公司成立，这是信托行业的一个重大事件。设立保障基金会略微加大行业运行成本。但是与成本相比，最重要的是稳定建立在风险识别基础上的投资者信心，对金融机构而言，信心远比黄金更珍贵。

　　与此同时，作为未来监管布局的重要协同组成部分，监管当局正在研究推出《信托登记管理办法》、《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尽职指引》、《信托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类监管指引》，并拟调整信托公司净资本计算标准，通过全方位、立体化的监管“组合拳”，以期全面提升行业抗风险能力并建立信托业的长效发展机制，反映出监管当局对行业制度供给和“基础设施”的高度重视，虽然会带来一些前期启动成本，但却是基业常青的重要保障。

　　3、恢复信托公司的固有资产投资权限

　　恢复信托公司固有资产投资权符合逻辑，有现实需要。随着社会投资者理财愿望的增加，将会催生更多的资产管理与财富管理需求，信托业的规模增长与风险处置也需要有强大的资本实力作为支撑。如果仅依赖股东增资维持资产规模增长，则需要股东具备持续的增资意愿与能力，形成了信托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增资悖论”，无形中增添了障碍。

　　信托资产中包括债权、股权等多种资产，允许交易对手以股权质押，就意味着要做好实现质权的准备，也就意味着信托公司要有股权管理能力继而要有投资运营能力。因此，信托公司固有资产不得从事投资活动本身也是一个悖论，有必要恢复信托公司的固有资产投资权限。

　　4、监管评级的角色转变

　　很多人在不同时期都呼吁过，信托监管要从机构监管逐步向功能监管转型。从构建信托业生态系统的角度来说，监管思路应以功能监管为导向，更多关注合规性审查与投资者保护等基础领域，减少对系统内个体行为的细节干预。

　　同时，监管环境的调整应充分考虑各信托公司的层次性特点，通过差异化的监管引导体系，确定不同层次信托公司的发展方向，防止实力不足的信托公司盲目从事创新业务导致行业风险的出现，这种差异化引导体系的基础是信托业监管评级体系的建立。

　　为建立更适合转型期的监管评级体系，需对传统的监管评级标准做出调整。在关键指标的选择上，应弱化规模相关指标的作用，而将与公司的主动管理能力及内生发展潜力有高度相关性的指标赋予更多的权重，如资产质量、资产结构、公司成长性、创新业务等。同时，为了加强监管评级对信托公司的约束作用，评级应直接与经营许可关联。通过以上措施引导信托公司向正确的转型路径发展，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规模扩张与短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