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外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再下台阶”，通胀压力基本上可以忽略。2015年中国政府期望的经济增速或许在7%附近，并会为此继续采取“逆经济风向”的宏观调控政策。

　　尽管中国工业部门在诸多前沿与关键技术领域相对落后，但就其整体而言，产能过剩是问题的主要方面。钢铁、水泥、采煤、风电设备、多晶硅等大量的新老行业普遍存在三至五成的产能过剩。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煤炭、钢铁、电解铝、平板玻璃、水泥、船舶的产量占全球的比重在40%-60%之间，鞋类、化纤、家电产量占全球的比重高达65%-85%，严重超出国内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长期承载能力。中国工业体系正确的发展导向应当是：一方面，努力争取在前沿与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另一方面，通过向境外转移及淘汰过剩产能消除“虚胖”。

　　工业体系严重“虚胖”和房地产市场长期供过于求，意味着中国经济在朱格拉周期（资本支出周期）和库兹涅茨周期（房地产周期）两个层面很有可能形成下行压力叠加。在此逻辑下，目前16%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很难维持，两年之后可能回落至一位数。

　　关于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我们认为，在长远视角下提升的难度很大，最乐观的想象是保持基本稳定。

　　首先，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下降的压力。充裕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主要依托，但“计划生育政策”尤其是“独生子女”政策所形成的极其特殊的人口年龄结构，已使中国青壮年劳动力数量进入快速减少过程（2014-2020年，中国18-50岁的青壮年人口每年将减少700-1000万，合计减少近7000万），这将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以更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工业体系在第四次产业革命中的劣势难以扭转。在“机器人”可以在越来越高的程度上替代人而充当劳动力的趋势下，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的以“廉价人工”为依托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的经济体，都将在某种程度上陷入被动。

　　其次，外需形势的演化方向对中国不利。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上升以及“高龄化”趋势，将对其居民消费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而中国现存的产业体系在“满足老年人需求”方面显然能力不足。资源出口型经济体与中国经济之间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源换取工业制成品”的贸易关系。由于石油、铁矿石等资源品长期供求关系趋于宽松，价格可能难以脱离低位，资源出口型经济体的经济基本面正向负面演化，中国对此类经济体的出口将相应承压。

　　汇率体系给中国出口带来的压力也尚未充分显现。一方面，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可能继续呈现弱势，这使得韩国、台湾等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压力在上升。另一方面，在“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之下，中国货币当局不会轻易改变其“强势人民币”倾向。这意味着，在人民币针对日元、韩元等亚洲货币竞争性贬值之前，中国外贸出口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周边某些经济体的挤压。我们初步判断，2015-2016年，可能出现人民币对美元显著转弱的转折点。

　　关于国内消费需求，较乐观的想象是其未来几年的增速维持过去几年的平均水平，因为此类需求具有较高的稳定性，除非普通百姓的收入水平与收入预期发生较大的变化。较严重的贫富差距是中国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通过工资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大幅度显著提高普通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倾向，尽管存在抽象的可能性，但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来实现。

　　基于上述，我们初步判断，从“十三五”开始，中国经济有“再下台阶”的压力，增速有可能下降至5%-6%之间。2015年政府对经济增速的期望值可能下调至7%附近。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和GDP增速下滑的压力较大，政府很有可能多角度进一步挖掘经济增长潜力，并采取结构性的投资与信贷刺激政策以及“被动维稳”的货币政策。

　　在产能过剩的行业之外，中国仍存在一些可继续挖掘的增长动力。比如，大力推进可融合于城市经济体系的原农村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从而提高其消费能力；以全面改善国民生存环境为目标，在空气、江河、沙漠、海域的治理以及水利设施修缮与建设等方面加大政府投入等。这些潜在增长点的挖掘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增速下滑的幅度，不足以使经济增速继续维持在7%以上。

　　“两大经济周期”的下行压力叠加将给中国工业体系产能过剩程度带来一个较长的上升过程。过剩产能的最终消除则遥不可期；同时，全球石油、铁矿石、煤炭等资源品未来的供求关系将较为宽松。在此背景下，扣除极端天气可能给部分农产品价格带来的阶段性波动，通胀压力变化的基本方向是大幅度减弱。长期视角下，通胀率很有可能在低位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