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书边

　　读书日附近，我迎来了《哈佛经典》（The Harvard Classics），原书51卷，国内影印版省了最后一卷“演讲”（lecture），不知为什么。100多年前，哈佛校长艾略特（Charles W. Eliot）说，每天读15分钟经典是达成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我宁愿说“自由教育”）的基本要素。出版商（P. F. Collier and Son）问他该读哪些经典，于是有了这套“五尺书架”的书。

　　艾校长的经典令我想起另一部经典，是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的54卷《西方世界经典》（The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Chicago， London， Toronto， 1952.）。主编阿德勒（Mortimer Adler）也以它作为自由教育的工具。在阿老看来，前人把重要思想都写完了，后人只需要“观止”。这个观点过去在哈佛很流行——它1745年入学条件就是能读拉丁经典、用拉丁文写诗歌和散文。这与乾隆年间的八股考试真是遥相呼应。在今天看来，与自由教育有点儿南辕北辙了。

　　两部经典比较，《哈佛经典》更适合普通读者，一卷常包容多家作品；而《西方世界经典》像是为学者准备的小书架，全集较多，如莎翁独占两卷，康德三大批判都在。《哈佛经典》的文学性更强，精选历代诗歌戏剧散文（小说很少，因为另有一个20卷的哈佛小说系列，The Harvard Classics Shelf of Fiction）；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平等”对待几大宗教，两卷Sacred Writings包容了孔夫子、希伯来、基督、印度和伊斯兰的经典。虽然两个经典都收录了一些科学著作，但今天学科学的人多半不会去读；我也不会。

　　以前读E. T. Bell的数学家传（The Men of Mathematics），印象中很多大数学家都喜欢读经典原著。爱德华玆（H. M. Edwards）列举了一系列大数学家的名字（如Hadamard， von Mangoldt， de la VallCe Poussin， Landau， Hardy， Littlewood， Siegel， Polya， Jensen， Lindelof， Bohr， Selberg， Artin， Hecke），说他们的思想都直接源于黎曼的一篇短文，即1859年提出“黎曼猜想”的那篇“论小于给定值的素数的个数”（On the Number of Primes Less Than a Given Magnitude）。霍金离开黑洞前线以后编了三部“古文选本”，一本是数学的，一本物理的，一本爱因斯坦的。其中一本的标题，“站在巨人的肩上”，很好表达了他的心愿。

　　诚然，科学经典有很多过时的。为爱因斯坦立传的A. Pais就说，他以前没读过爱的论文，因为我们用不着知道已被超越的东西，“漠视过去是年轻人的特权”。如果换一种眼光和心情去读呢，我看过气的经典仍会焕发清新的精神，犹如“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不管登临多少回，都能一回又一回地体验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的乐趣。

　　而我觉得更有趣也更有意思的读，是站在巨人的肩头带着一点高傲地俯视前辈们的过失和错误，赢得几分小儿的快乐。前些时候引力波火爆，我重温了爱因斯坦的引力波论文，才发现引力波的历史远不像教科书表现的那么自然。尽管小爱在1916年就开始讨论引力波问题，还提出了四极辐射公式，但他1936年还在怀疑引力波的存在，甚至直到1980年代物理学界还在争论四极辐射。显然，老爱对引力波的态度不像对相对论的其他预言那么积极，他也没将引力波作为理论的基本实验证据，为什么呢？我想是因为他对麦克斯韦式的波动方程的解不如对牛顿近似的行星轨道进动和光线弯曲那么有把握，也就是他对数学不如物理直觉那么自信。在他对外尔的规范对称、对宇宙学常数以及对黑洞的态度上，都能感觉这一点。这些故事在课本里是看不到的，在课堂上也不一定能听到。

　　课本会把理论进程简化为一条简单的逻辑直线，等于是歪曲了科学发现的历史和思想演化的逻辑。原始的经典能帮助我们追溯真实的概念演化。今天的规范化的概念，其源头往往关联着这样那样的隐喻，因而多少有些模糊和多义，正是那模糊和多义，可能成为新概念的萌芽。一个好例子就是爱因斯坦的“宇宙学常数”，他为了静态的宇宙而引进它，当然错了；他后来不满意了，想让它消失，似乎又错了。我们今天发现它与暗能量有关，于是它被点化出新的生气。爱因斯坦还说过，时空不是物质戏剧的舞台，它本身也是演员。这话很像玻尔的名言：在宇宙的大戏里，我们既是观众也是演员。两句相似的话有完全不同的意思。玻尔说的是量子观测，老爱说的是时空与物质的关系。量子论说观众与演员互动，还有一个舞台背景；相对论则让舞台本身也动起来扮演角色。从这一点来看相对论与量子论的矛盾，也许会将我们引向一个“背景无关”的量子引力理论。

　　读经典还会发现科学研究中的可怕的“集体无意识”。物理学家斯莫林（Lee Smolin）在回顾超弦理论的文献时发现，文献中从来没有严格证明过弦理论的有限性，而几乎所有弦理论家都拿它作为基本事实。我自己也遇到过一个例子。大家“津津乐道”的某个方法，其实源自前辈几十年前的一个简单统计，而那结果的数学表达都是错的。但似乎谁都不好意思说它的问题（或许根本没有那个意识），结果是谬种流传而成为“经典”。

　　Bruce Alberts（曾为美国《科学》杂志主编）讲过一种“应声虫的科学”（说年轻人因为怕风险而只做老师们做过的事情），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经典的扭曲，要么是无意识的崇拜，要么是无知的盲从，要么是乌合式的人云亦云。《世说新语》开头有句话说，“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我们读原始的科学经典，崇敬也好，批判也好，说到底就是为了不生鄙吝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