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之言

　　高管们的薪酬降到了红线之下，是降薪令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但是，企业更有必要在年报中陈述清楚高管薪酬下降与业绩因素的联系程度。如果只是因为业绩下滑的“顺水推舟”，将不利于改革的推进。

　　根据近日年报披露的数据，作为中国以资产计最大银行的掌门人，工行董事长姜建清和行长易会满去年的税前合计总薪酬都是54.68万元，其中已支付的税前薪酬为44.8万元。而“限薪令”前，姜建清和易会满2014年的税前总薪酬分别是113.9万元和108.9万元。

　　一年时间，高管薪酬几近腰斩。不仅如此，中铝旗下云南铜业高管2015年的年薪仅为6万元，有媒体调侃甚至不如“快递小哥”。

　　按照目前的“限薪令”，给央企以及中央直属金融企业年薪设定一定的红线是有必要的，也是考虑了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国企背靠国家大树特点、各类企业收入分配情况以及公务员队伍收入水平等综合因素确定的。

　　中央直属金融企业高管薪酬一直高于非金融央企，也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值得肯定的是，五大行在年报的披露中，全部写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2015年1月1日起，本行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以及其他副职负责人的薪酬，按照《中央金融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执行，本行已据此发放工资”。五大行的董事长、行长、监事长以及副职等全部降到60万左右或者以下。这是降薪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

　　但是，对于国有金融企业高管降薪也有未尽之处。首先，2015年降薪到底与业绩联系紧密程度如何？也就是说，2015年降薪是完全为了执行《办法》而降薪，还是有业绩因素在内？银行业的业绩主要包括利润、不良贷款等核心指标。而2015年银行业包括五大银行基本是利润增速大幅度下滑，不良贷款大幅度上升。银行在年报中应该陈述清楚高管薪酬下降与业绩因素的联系程度。否则，如果只是因为业绩下滑的“顺水推舟”，将不利于改革的推进。

　　此外，目前公布的高管薪酬或不是最终“结局”，极有可能杀个“回马枪”而反弹。因为，按照惯例，年报中高管年薪仅为首次披露，在中报发布时，会有最终的高管薪酬确认。也就是说还存在不确定性。同时，雾里看花的延期支付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虽然多家银行在年报中披露执行延期支付，但是大多对于具体数据并未进行披露。

　　而对于薪酬大幅降低的高管，如何进行有效的激励也成为了难题。降低高管薪酬绝非是国企薪酬改革最重要的目的，一些不合理的高薪自然要降下来，但随着国企体制改革，逐渐与市场化竞争机制接轨，国企高管需更多由职业经理人来打点，实行市场化薪酬机制，这对国企来说是真正的出路。

　　与中国不同的是，欧美企业高管薪酬在基本年薪之外还有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机制等。其高管薪酬与个人能力挂钩，考核指标包括了高管对企业能够提供的价值，公司业绩和财务状况，同行业或市场的薪酬水平等等。而且，美国90%的大企业设有薪酬委员会。负责决定高管的年薪、奖金、股票期权等薪酬水平和支付方式、有效避免了“高薪低能”情况的发生。在信息透明、监督相对完善的情况下，即使高管薪酬与普通员工差距较大，也能够被普遍接受。

　　当然，年报的数据显示国企高管薪酬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但在信息透明度尤其是利润和职务消费上，与改革的要求、公众期许都有很大差距，在监督管理上仍然有很多漏洞。这亟待从薪酬制度上进一步深化改革。

　　□余丰慧（财经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