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6年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局之年，也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从全面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出一系列简政放权新政，到相关部委研究制定多个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和推进结构调整的具体方案，再到创新创业大潮在各地风起云涌，供给侧改革目前已经进入深水区。不过，在深入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供需错配、要素梗阻、产能过剩、企业成本高等问题逐渐暴露，亟待各部门形成合力寻找破解之道。从今天起，本报将推出系列报道，揭示供给侧改革遭遇的矛盾和问题，从政策制定、路径选择、化解风险等维度建言献策，敬请读者关注。

　　当前，我国经济既存在有效供给不足，又存在供需错配的问题。《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在新兴产业和部分关系民生的领域，市场上既有供给也有需求，但受政策限制、利益藩篱、配套不足等因素影响，这些市场出现了供需错配。

　　受访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建议，及时打通这些抑制供需的关键环节，让需求和供给有效衔接，将释放巨大市场潜力，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土地要素：为宅基地还权赋权

　　土地是供给侧五大要素之一，而当前土地资源供需错配表现突出。一方面，城市用地紧张，城里人渴望下乡置业面临政策限制；另一方面，土地资源是农民最大的财富源泉，而农村宅基地大量闲置，不能进入市场交易，农民难以“因地致富”。

　　河南省民权县的时先生最近就遇到了一个麻烦。“孩子在广州买房的首付有缺口，原本想把自己在县城的二层小楼卖了，跟随孩子在广州生活，虽然看房的人来了一茬又一茬，可一听说没房本扭头就走了。”时先生说，“我的房子是2000年盖的，买的是农民的宅基地。由于政策有限制，一直办不下来房本，这些年住着是没啥问题，现在想卖却卖不出去了，周边像我这样情况的住户还有很多。”

　　一方面农村建设用地有充足供给，一方面城市资本、城里人有用地需求，但目前依然存在供需错配。究其原因，主要是担心工商资本进入农村后造成非农化、非粮化，农民流离失所。对此，国土资源部调控和监测司巡视员董祚继表示，通过用途管制，农村耕地可以得到有效保护和监管。

　　“城市住宅用地与农村住宅用地不同的制度，是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主要原因。城镇住房用地可以进入市场，而农村的住房用地是无偿无限期的使用，出发点是保护农民利益，但这弊大于利，农民没法把它当成财产，不能去抵押，不能创造收益。”董柞继表示。

　　国土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农民居民点用地是2.85亿亩，城镇居民点是1.34亿亩，二者比例2.14：1。而2015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6.1%，也就是说现在不到一半的农村人口住了一多半的地。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部副主任时和兴建议，推行供给侧改革，土地要素方面最大的突破点在于农村土地改革，应以还权赋能为取向，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公平交换，也为城市资本找到出路。

　　新能源产业：

　　打破垄断利益藩篱

　　新供给并不会自动创造出相应的新需求，更难以实现等量的新需求。光伏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由原来迅猛增长到产能严重过剩，包括无锡尚德在内的大批企业倒闭，教训深刻。

　　“有人指责是企业和部分地方头脑发热，盲目扩大产能，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另一半原因是国外市场坍塌后，没有及时打通国内市场应用的通道。”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表示。

　　限电是制约国内光伏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国内某大型光伏企业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限电平均达到40%，高的时候可达70%。“你发了电，不让你上网，也不给你钱，这直接影响了国内市场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新能源是未来发展趋势，但在推动新能源发展的过程中处处能感受到传统能源的桎梏。”中关村新华新能源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林玉表示，表面上是限电问题，实质上是新旧两种资源、两种机制对市场的争夺。

　　电网输送能力不足是限电问题产生的重要因素。国家电网能源研究院新能源与统计研究所所长李琼慧认为，电网项目核准滞后于新能源项目，造成消纳能力不足。“甘肃酒泉风电基地装机规模已超过1200万千瓦、太阳能发电近600万千瓦，但酒泉-湖南特高压直流工程2015年5月核准建设，预计2017年才能投产，外送通道建设滞后2-3年。”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秘书长王勃华建议，要采取差别化用地政策支持新业态发展，打通横梗在供需之间的垄断利益藩篱，引导部分新需求对接新供给。同时做好电网电站规划的衔接、地方规划与国家规划的衔接，加快电网项目核准。

　　养老产业：

　　完善公共配套

　　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养老产业上的供需错配问题突出，一方面养老机构“一床难求”，另一方面养老机构的空置率居高不下。2014年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显示，全国养老服务机构每千名老人床位数仅为20张左右。而《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机构空置率平均达48％。

　　北京的刘先生今年80岁，常年独居。家人在离家不远处的日间照料中心给他购买了最基本的养老服务——每天两顿饭、上门打扫等等。去年10月初，他下楼时摔了一跤，而居家养老中心只能做简单处理。“最大的问题是医疗保障，我们没有办医资质，遇到老人病了，只能做简单处理，然后拨打120等医生来。”万福年华居家养老照料中心负责人吴溪说。

　　传统的养老院只能是简单的日常照料，老年人一旦患病，就不得不经常在家庭、医院和养老机构之间奔波转折，十分不便。在这种背景下，“医养结合”模式解决了“医院不能养、养老院不能医”的问题，受到社会欢迎。

　　但“医养结合”模式在推广时仍然困难重重。国家尚未将“医养结合”的机构认定为医疗机构，因此无法享受医保报销政策、不能纳入医保定点。除了个别省市，目前异地医保报销尚未解决。

　　北京市西城区一家老年公寓负责人坦言，他们一直想申请执照，但仅仅“诊室分类”就要求有抢救室、处置室、治疗室、消毒间等，对于小规模养老院来说确实很为难。

　　而一家知名民办养老院负责人透露，两年前他们就得到了卫生部门的资质，但医保定点迟迟没落实，连基本的感冒药都无法走医保。

　　此外，医疗机构由卫生部门主管，养老机构由民政部门主管，涉及医疗保险费用报销事宜又由医保部门主管，导致多头管理、交叉重叠，也成为阻碍医养结合发展的“绊脚石”。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董克用建议，应成立协调领导机构，民政、卫生、医保、财政等加强协作，尽快联合出台统一政策，推动医疗与养老机构融合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申请开办医疗机构，开展医疗服务；对“医养结合”养老机构实施卫生准入、民政扶持、医保定点等扶持政策；完善医保报销制度，切实解决老年人异地就医结算问题；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对于养老机构内设的医疗机构，优先纳入定点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