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6日，鲁文·达里奥逝世百年，尼加拉瓜国民议会在诗人落葬的教堂为他加冕“民族英雄”，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也用学术会议和纪念仪式向这位尼加拉瓜诗人致敬。他的生命虽然只延续了49年，却为20世纪以来的西班牙语文学画下浓烈的第一笔，他的诗歌和短篇故事影响了乌纳穆诺、马查多、聂鲁达、米斯特拉尔、帕斯等一代又一代西班牙和拉丁美洲的伟大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十分仰慕，曾在1990年的采访中说：“我读过非常多他的作品，我用了一整本书写下对他的理解。”

　　作为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之父，鲁文·达里奥不仅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个时代精神的缩影，时至今日，他作品中饱含的许多对美、自由和人类景况的哲学忧思依然具有意义。正如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所言：“达里奥革新了一切。他的工作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今天我们仍在继续。”

　　1888年，西班牙的海上帝国日渐没落，文学创作显出垂垂老矣的疲态，站在现代主义的门槛上迟疑不前，大洋彼岸的西班牙语美洲却以一抹鲜亮的蓝色突然出现。

　　21岁的达里奥出版第一本书《蓝……》，书中大胆的象征、艺术的表达、全新的语言和韵律无不震撼西班牙本土文坛，引发西班牙著名现实主义作家胡安·巴雷拉的感叹：“伊比利亚半岛上我不认识任何人有这样世界性的眼光，就算长居法国，法语完美，他们也都不曾这样理解和融会法国精神。”一个尼加拉瓜人，却比同时代的任何西班牙作家都更加“巴黎”，更与众不同、更引领潮流。

　　法国高蹈派成为达里奥用之不竭的矿藏，他从中窥探到革新西班牙语创作语汇和结构的灵光，将法语语言的优点运用于西班牙语，注重内在旋律的表达和形容词的创新。他仿佛是书中《蓝鸟》一篇的主人公，头脑里住着一只蓝鸟，渴望通过写作打开笼门自由飞翔，年轻的感官和精神在跳动的宇宙之谜面前苏醒；他跃跃欲试，想创造新的语言，听见新的声音。这种蓬勃力量在雨果的作品中找到共鸣，虽然写作这部作品的时候他还没读过雨果那句著名的“艺术是蓝色的”，却选择了这种代表梦境、艺术和海洋的颜色为书取名。

　　多年以后他重新翻起《蓝……》的书页，坦言如读旧情书，“这部作品里有我最初的幻想，浸透对艺术的爱，对爱的爱。它是第一本书，此后所有作品的源头”。

　　最初的蓝色源自法国文学，达里奥却没有一味延续这样的潮流，当许多年轻朋友要求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复制文学先锋们在巴黎做的事，他却提出西班牙语美洲大陆的独特性，认为在文学创作中，精神最底层的基础依旧是与传统、与历史的连接。他不愿让年轻人盲目模仿和追随他或者任何人的足迹，而是鼓励在思考中提高智识，不拘泥于任何一种文学传统和流派，寻找自身语言文学发展需要的养料，选择所有可以帮助这种语言在原生状态的基础上变得更美的东西。

　　达里奥认为，每个词语都有灵魂，每行诗句除了词语的和声还应该有一种理想的旋律，而这种旋律通常只源自思想。当思想与感情共通，旋律自成。他拥有完全打破时空界限的眼光，创造力的来源可以是任何文化、国度、语言。长诗《神游》里，达里奥的缪斯从奥林匹斯山上空飘过，听过女祭司的表演岩石之神的歌唱，“既然你爱笑，就笑吧”；也许希腊式的爱恋不比法兰西的魅惑，“爱情和智慧笼罩着巴黎”，那么《十日谈》里佛罗伦萨的爱情和曼陀铃的声响是否令人倾倒；最后，他还可以让法国诗人戈蒂耶拜倒在中国公主面前，铿锵地要求“请用中文表示对我的爱恋，/用李太白的响亮的语言。/我将像那些阐述命运的诗仙/吟诗作赋在你的唇边”，用东方玫瑰研磨成红色。这是1901年出版的《世俗的圣歌》带来的红——落在足前的“一朵玫瑰，另一朵玫瑰，又一朵玫瑰……”的颜色，它们奇异的香气“不仅来自巴黎，也来自世界各地的所有花园”。

　　达里奥曾将《蓝……》比作他人生春天的开始，用《世俗的圣歌》宣告一个完整的春天过去，而秋天属于《生命与希望之歌》，他希望读者从中读到秋天的沉思。当大自然用凋零的树叶、寡言的天空、忧郁的晦暗诉说它无字的哲学，光线温和，点亮记忆中最亲切的秘密，一片金黄的季节里，诗人带来绿色的希望。他的语言仍然鲜活，仍然在生长，长出新的词语、新的审美。

　　写作这本诗集的时候，达里奥除了继续开拓其他语言诗歌传统的领地，更在西班牙古歌谣的碎片中发现深厚的表达财富。他将现代主义精魂灌注在传统西班牙语诗歌的古老模具中，用魏尔兰的象征意象让亚历山大诗体灵动起来，贡戈拉和塞万提斯都来歌唱一个全新的世纪里美洲的西班牙人和西班牙的美洲人。《致罗斯福》一诗中，面对“有着撒克逊人的眼睛和野蛮人的灵魂的先生们”，他傲然宣告“……但是我们的美洲，从古老的/奈查瓦尔科约特尔时代起/就有诗人，她曾经掌握令人赞叹的文字……/请你们注意！/那在风暴中颤抖、以爱情为生命的美洲还在呼吸！”这位诗人从创作生涯伊始就以世界视角著称，他所憧憬的希望却始终扎根于美洲大陆和西班牙语。

　　1916年2月6日晚，达里奥在尼加拉瓜病逝。在他并不漫长的一生中，达里奥始终不曾屈从于只活在自己所生活的时代，他的视野远超当时那个世界的边界。

　　在19、20世纪之交的社会震荡和一片颓唐中，他推崇的现代主义精神本质恰在于对抗这种沉沦，如果现实世界里没有美，至少它应当存在于艺术当中，这位“天鹅诗人”毕生追求的正是永恒之鸟洁白的羽翅下全新的、大写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