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郭少雅刘婉婷李琭璐

　　2013年春节，北漂一年多之后，从兰州大学毕业的乔卫齐回到了东北老家黑龙江省绥化市明水县对面城村。2015年，乔卫齐成为农村淘宝的合伙人，卖大豆、卖土鸡蛋、卖猪。在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他的个人年收入达到20万元，同时还开公司带着8个人专职做农村电商。

　　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农村。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南州州长向红琼面对记者采访时多次嘱咐，请一定来我们黔南州，看看农村电商在消除贫困中发挥的作用，它让我们感到，农村乘上互联网的快车，实现脱贫是有希望的。

　　插上互联网的翅膀，现代农业可以飞得更远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副主任陈振濂建议，未来10年，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将从“外需+WTO”转向“内需+互联网”。相比农村传统购物模式，电子商务具有价格相对较低、产品丰富、物流便捷等优势。比如淘宝网线上商品数量达到了10亿级别，而传统实体商铺则货架空间有限。他说，电子商务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消费则正成为GDP增长“三驾马车”最重要的驱动力。“在这种背景下，大力拉动农村内需、推动农村网络消费，已经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提升农民生活水平的内在需求。”

　　黑龙江省甘南县兴十四村正在进行一场村集体牵头自搭电商平台的实践，全国人大代表、兴十四村党总支书记付华廷告诉记者，他们以村委会牵头，建设了电商平台，配套物流中心。“我们村里有1.5万亩林地，林地里的好东西通过电商平台往外销售。还建了100多栋蔬果大棚，通过网上下订单、线下开展采摘活动，老百姓坐在家里就能把好东西卖出去。”付华廷说，通过“互联网+”，村里的现代农业像是插上了翅膀，现在村里靠现代农业已经聚起了人气，来村里参与农产品加工的打工人数，超过了本村的人数。

　　软件提上来了，硬件基础要跟上

　　“在农村，越来越多的人会使用智能手机，APP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罗田县锦绣林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锦秀很早就开始带领农民探索电商发展之路。“顾客很多，生意很火，可是盈利一般。”刘锦秀给记者算账，一礼盒黑山羊制品运到深圳，运费就要80多元，“成本太高了”。

　　物流成本已经成为农村电商发展的掣肘，刘锦秀希望政府能够对农副产品的电商发展进行扶持或补贴。前不久，十部委发布了旨在“打通农村物流最后一公里”的《关于加强物流短板建设促进有效投资和居民消费的若干意见》，让刘锦秀看到了更多希望。

　　网络的深度覆盖也是很多代表关心的话题。在“电商+扶贫”做得风生水起的贵州铜仁，全国人大代表、铜仁市委书记夏庆丰始终关注着“宽带不宽”的问题：“我们希望西部宽带、Wi-Fi的改造，能够在‘十三五’期间得到重视，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打破网络梗阻，缩小城乡差距

　　“好的网络建设让城乡差距缩小，同样，网络资源的不匹配也会加大城乡鸿沟。”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中心主任赵皖平说：“相比于‘互联网+’和城市生活的深度融合，乡村享受到网络带来的便捷还是有点少。”赵皖平说，涉农信息系统缺乏互联互通，数据存储分散、格式不一、标准不同、内容交叉，给数据综合利用带来很大困难。现有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基本按照业务需求建设，不支持大规模实时数据采集、汇聚，也难以支撑多样化、多品种、多类型大数据实时在线处理、分析、分发、交换和推送，计算资源、网络资源、存储资源及支撑软件难以满足大数据应用需求。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新化县曹家镇展望村村委会主任杨娟娟建议，应将电商消贫纳入各地扶贫工作的规划，专项扶持、专人推进，同时推动贫困地区与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对接。

　　“电商在消除贫困中可以发挥的作用我们都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可是真正贫困的地区，缺的不仅仅是网络和电脑，更缺人才。搭不上互联网的快车，城乡差距就会越来越远。”杨娟娟建议，从中央扶贫部门到地方扶贫机构，都将电商消贫纳入扶贫工作的规划中，专项扶持、专人推进。同时，支持贫困地区同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农村战略进行对接，实施优惠的落地政策，建立广泛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网点体系，加快贫困地区居民融入互联网的速度，推进消费品下乡、农产品进城，从而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