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府之国”成都，地处川西平原腹地，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水旱从人，灌溉自如，沃野千里，物阜天丰。

　　蜀地兴农，自古以来皆如是。

　　优越的自然，智慧的人民，孕育了璀璨的农耕文明。“水馨播天府，稻浪舞平原”，“衣食富庶，不知饥馑”，这是古人对成都如诗的写照。

　　如今，成都人扛着改革试验区的大旗，在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上超前探索、积极创造、不断引领，一项又一项的创新，一个又一个的试验，正在刷新农村改革进程。从超千万份各类产权证书到数百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从土地流转经营模式的完善到农业共营制的创新，从美丽新村、产村融合到新型领域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从全国都市现代农业暨“菜篮子”工程现场交流会到2015年全国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现场会先后在成都召开等，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了成都现代农业模式的魅力，感受到了成都人在改革试验中倾注的心血，他们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面旗帜高扬在这片改革的高地上。成都仅仅以户籍人口人均半亩的耕地，连续多年实现“米袋子”和“菜篮子”基本自给平衡。2015年，成都农业增加值达387亿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7690元。

　　新年伊始，成都大地温暖如春、生机盎然，记者踏上这片农业农村改革的前沿阵地，走进郊区农村，探访成都农业农村焕然一新的秘密，感受其与生俱来、融于血脉的创新精神和气韵。

　　自身条件的成熟，决定了改革的落子

　　——农村改革试验既是一项创新行动，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改革的担当精神和智慧破解系列难题。成都勇挑改革的重任，立足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基本市情，重点突破、配套推进，走出一条可资借鉴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为什么是成都领跑农村改革？到成都四处走走看看，你会得到肯定的答案。实际上，在城乡统筹和农村改革试验的道路上，成都一直走在前头，是排头兵，也是探路者。

　　早在2007年6月，国家就批准设立成都市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率先承担起统筹城乡发展体制机制的试验任务，逐渐走出了“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这其中蕴含了农业农村改革很多内容。

　　2014年12月，国家批复全国第二批农村改革试验区，成都当仁不让再次成为试验区，承担了11项改革试验任务，主要着力于农村土地制度、农业支持保护体系、农村金融制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乡村治理等问题的改革探索。

　　选择成都作为试验重点，正是结合相应领域的实际需求和目标定位，综合考虑成都自身情况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基础条件的成熟性、经验的可推广和复制性而作出的战略部署。

　　于成都而言，作为试验区这是机遇也是责任。有了政策授权，成都具备了更大的探索空间，可以甩开膀子放开腿，突破限制，超前探索，推进改革；然而，任务目标的设定，也使得成都重担在肩，需要认真践行试点探路的使命，为全国积累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

　　因此，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下的都市现代农业模式，把其作为我国农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之一，试验成功定能有效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这对城市基础实力、发展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成都完全具备这种发力的条件和水平。作为四川省省会，成都已经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交通、通信枢纽，是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和对外开放的龙头，城市基础雄厚，带动能力强，市场经济发育成熟。成都下辖10区4市5县，面积达1.21万平方公里，虽然60%是丘陵和山地。然而，记者在成都采访时发现，发达的高速公路网早已使成都全域成为了“一小时经济圈”，农业农村与城市之间存在着深度协调互动。

　　就像硬币的两面，成都在都市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重重具有普遍性的难题。

　　在城市的长期影响和带动下，成都农业具备了典型都市型农业特征，是“米袋子”和“菜篮子”的综合体，要承担起保证城市供应、实现农民增收、为大都市提供生态环境等多重责任。然而，一方面，成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正将底线不断抬高，如何以有限的耕地满足持续增长的需求，这是成都必须面对的挑战；另一方面，城市对资源和人才的集聚效应，又使得大量成都郊区和农村的农民跨出“农门”，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愈加严重，“谁来种地、怎样种地”也是摆在成都农业面前的一道难题。

　　“成都发展现代农业，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千年天府的历史传承。”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指出，“要认真落实五大发展理念，进一步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以问题导向推进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现代农村，培养现代农民，更好地推动新常态下农业农村发展转型升级。”

　　成都市从实际和问题出发，周密设计和谋划改革试验方案，无论是顶层设计还是具体措施，与实际有着紧密的契合性，都与问题有着明确的针对性，从而保证了试验的有效性。

　　形势越是严峻，条件越是苛刻，通过试验探索得出来的道路也越是扎实有效，积累起来的经验也越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成都先行先试的创新实践即是如此。

　　正如成都市市长唐良智所说，“农业农村发展是成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用好统筹城乡和农村改革试验区的金字招牌，盘活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三种资源，推动要素流动和金融下乡，努力形成更多新的可以在全国推广的经验。”

　　从产权和质量入手，夯实改革“地”基

　　——“地为农之本”，耕地是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决定着农业农村改革上层建筑的成效。成都市的改革探索，就是从土地产权和高标准农田入手，夯实了土地的基础，垒起转型的楼台

　　成都平原又称“川西坝子”。“坝子”是当地人对山麓、河谷、盆地中局部平原的称呼，这道出了成都地貌的特征。“成都市的土地主要由平原和部分低山丘陵组成，其中平原、丘陵、山区比例分别为40%、28%、32%。

　　多种复杂地形交错并存，再加上历史因素，导致耕地布局散乱、碎片化严重、质量等级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同时，人均耕地少，田块过小过多，使得农地经营规模小、要素投入效率低。”成都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谢瑞武向记者介绍，“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一要靠农田改善，二要靠制度设计，三要靠模式创新。”

　　早在2008年，成都就率先开始了探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产权改革牵扯主体广、利益影响深、制约因素多，在很多地方是“老大难”的问题。成都给自己定下了“确实权，颁铁证”的规矩，几年下来，不仅全面完成“六权”（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村房屋所有权、林权、集体资产股权）确权的“规定动作”，又增加了土地经营权、农业生产设施所有权、养殖水面经营权和小型水利设施所有权登记颁证的“新四权”，做到了“应确尽确、程序规范、群众满意”。截至2015年，成都累计颁发各类产权证超过1000万本，颁证率达98%。

　　都江堰市柳街镇鹤鸣村有“中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第一村”之称。村主任余跃告诉记者，产权的明晰促进了资源流动，激发了土地要素的活力，给农民带来了收入增加的实惠。“红本本，绿本本，确权变成了金票子”，当地农民的口碑肯定了成都市农村产权改革实践。

　　2009-2016年连续8个中央1号文件都强调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成都贯彻落实中央部署，针对农田基础设施不完善、建设投入标准偏低、“重建设、轻管护”现象普遍等主要问题，制定了《成都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划（2011－2020年）》，要在10年期间，建成258.2万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其中，“10+7+3”是成都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核心内容，即建设10个10万亩以上规模的粮经产业综合示范基地、7个2万亩以上规模的现代农业精品园区、3条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带。

　　在前往崇州10万亩粮经综合示范基地的路上，记者看到，道路两旁耕地田形方正、集中连片，节水灌溉设施一应俱全，机耕道、田间道等平整完备。

　　“成都市高标准农田建设投资力度大，亩均投入4000多块钱，远高于国家标准。相应的建设标准也更高，比如国家规划中要求‘四网’配套，实际操作中我们建了‘七网’。”谢瑞武说。这么多钱从哪儿来？谢瑞武告诉记者，成都市使用了“多元投入”的办法。“政府资金还是主导，但我们打破行业和部门界限，整合涉农项目和资金，使各方面的资金形成合力。此外，我们在坚持自愿的前提下，调动农民和新型生产经营主体筹资投劳。这些钱合在一起使用，不仅效率高，而且能办大事。”据介绍，“十二五”期间，成都市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投入了近30亿元，“十三五”期间还要加大力度，再投入50亿-60亿元。就在记者采访期间，成都市召开了全市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现场会，就2016年工作的开展进行了充分动员，作出了全面部署。

　　然而，大规模集中连片的农田会给人们带来一个疑问，那就是是否会进一步加剧“重建轻管”的现象？对此，成都市财政局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田间工程设施存在产权不清晰、建后管护责任和措施不到位、管护资金不落实等问题。”据介绍，成都从2014年开始，试点财政投资形成资产移交合作社持有和管护，合作社按入社社员人头、面积、自筹资金比例等进行量化。通过这种方式，不仅明确了产权，解决了农田设施设备管护难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还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改革提供了思路和途径。

　　向机制和模式发力，增强效益活力

　　——都市现代农业，需要组织模式和经营模式的创新。成都积极探索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创新经营模式，鼓励规模经营，形成了“土地预流转+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的土地流转经营新模式，探索出了“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农业社会化服务”为核心的“农业共营制”

　　在邛崃市冉义镇，土地规模经营率达80%以上，数据背后折射的是制度的创新。2012年，该镇在完成全域高标准农田建设后，组建了10个村土地经营合作社和稻香土地合作联社。然而，长期以来，土地流转作为合同关系，缺乏强有力的政策和法律约束，双方违约成本较低，风险居高不下，成为适度规模经营的“绊脚石”。冉义镇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冉义镇党委书记曹光平告诉记者，“我们主要靠‘土地预流转’和‘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两大法宝。”曹光平向记者介绍，土地预流转即是在还没有明确的投资主体前，由各村土地经营合作社与自愿流转土地的农户签订委托土地流转协议，再由合作社直接同投资主体洽谈合作、签订合同——这种方式有利于增强对投资主体的吸引力，提高市场谈判话语权。土地流转履约保证保险，是由保险公司为土地承租业主的履约行为进行保险，在出现违约的情况下，农户的损失可以获得赔付，避免租金打了水漂——这种方式消除了农民的顾虑。

　　崇州市却另辟蹊径，在不流转土地的情况下探索出了一条规模化经营的新路。崇州市副市长王成龙向记者介绍，“崇州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农业共营制’上。共营制是在土地产权明晰的基础上，为寻求破解‘地碎、人少、钱散、缺服务’四个制约和‘谁来种地、谁来经营、谁来服务’三个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记者了解到，所谓“共营”，主要包括三方面内涵：经营主体“共建共营”、经营收益“共营共享”、经营目标“共营多赢”。

　　在崇州市集贤镇的宣传栏上，一幅流程图形象地展示了共营制的运行机制：农民以土地经营权折资折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获得股权收入和政府补贴；合作社聘用职业经理人负责制订和执行生产计划，可获得基本工资、收益分成、超奖短赔；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则提供农业技术、生产资料、品牌经营、金融贷款等专业化服务托管，获得服务费用。现在，崇州实行“共营制”的合作社有225个，9万多户社员，职业经理人1607人，覆盖31万亩土地，打造出“稻虾藕遇”“五星老油坊”“土而奇”等农业品牌。

　　“职业经理人”是“农业共营制”开展的核心力量。在成都，职业经理人被称作“考”出来的种田人。成都市农委主任许兴国介绍说：“成都市将职业经理人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类，只要有志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就可报名。但是，只有在通过资格审核、参加了成都市专门的理论教育和实际操作培训，经过等级评定，获得了资格证书，才可以持证上岗。”据了解，成都市在职业经理人培训上不断增加投入，从过去举办培训班，到2016年挂牌成立了专门的“成都农业职业经理人学院”，成都市不断探索着“重教兴农”的路径。

　　据统计，2015年，全市农民合作社6410家，家庭农场2508家，持证职业经理人6132人，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率达

　　58.6%。

　　推进新村和产业相融，实现成果共享

　　——统筹城乡发展是改革试验的核心。成都坚持把农业产业化、土地整治、新农村建设等有机结合起来，探索出特色新村与特色农业、特色山水、特色民俗有机融合，以新村带产业、产业促新村，实现了产村相融，避免了新村产业空心化

　　绿色是成都试验的底色，其农业生产素来以“绿色、健康、自然、生态”为主，蔬菜、花卉苗木、伏季水果、茶叶、食用菌、中药材等产业特色鲜明。成都践行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坚持走资源节约保护、生态环境安全、乡村美丽宜居的永续发展道路。

　　成都充分挖掘潜力，结合新村建设规划布局农产品精深加工和高端有机农业，努力实现产业上的“一村一品”，使每个新村都有支柱产业。在郫县唐昌镇战旗村，记者看到了产村融合的成效。村党支部书记高德敏向记者介绍，“战旗村在新村建设的同时，村民自愿组建了战旗农业股份合作社。合作社集中1800亩土地，规划建设了战旗现代农业产业园，现在园区内建有现代育苗中心，进驻了西南最大的食用菌龙头企业，建成了薰衣草农庄、蓝莓和草莓种植园等。”

　　在郫县安德镇川菜产业化园区，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产业园立足被誉为‘川菜的灵魂’的郫县豆瓣产业，以川菜原辅料、调味品为主导产业，目前已经进驻了几十家企业，待全部项目建成投产后，可提供上万个工作岗位。”

　　成都还将开放纳入试验的格局，推进乡村向城市开放，农业向二三产业开放。农村与城市资源互补，统筹城乡发展。

　　成都人爱耍，市区居民喜欢走进郊区和农村，这份休闲的情结古已有之。成都市在发展农业产业的同时，着重探索如何做大做强乡村旅游、餐饮等第三产业。

　　崇州市白头镇五星村，是一个集小规模农家酒店、微田园农业之乡、生态化健康小镇于一体的新村。村委会主任孙献中告诉记者，村里按照“一三互动，产村融合”的思路进行建设，把生态农业基地景观化、新村建设标准化、农业产业品牌化，实现了“农区变景区、田园变公园、农房变客房、产品变礼品”。村里的“闲来农家客栈”，依靠优质的软硬件待客条件，吸引了大量城市居民前来休闲旅游。

　　郫县友爱镇农科村，是全国发展乡村旅游的典范，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农家乐”。近些年来，该村充分利用自身特色，坚持把新村建设和乡村旅游相融合，把村子建成了“鲜花盛开的村庄，没有围墙的公园”，成为国家AAAA级景区。目前村里从事民俗旅游接待的农户有100多家，村民依靠旅游产业驶上了致富快车道。

　　为了让基层党组织适应农村生产方式转变，发挥更大作用，成都按照“组织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农民富在产业链”的思路，探索出了“445”工作模式。成都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制度创新，基层党组织能够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助力产业规划、结构调整、品牌打造，引导技术研发、试验、示范和推广，适应得了发展的节奏，跟得上改革的步伐。”据了解，2016年，成都将在全市开展全域新型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试点，让基层党组织为农业农村改革增添动力。

　　回望改革历程，成都的大胆创新试验和不懈探索尝试，成果丰硕，为全国其他地方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相信在可以看到的未来，成都人会一如既往、蹄疾步稳地不断推进农业农村改革，不断地探索出更多更好的经验，成都农业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本报记者唐园结宁启文刘艳涛周鹏飞李传君阮蓓张艳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