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已进入消费需求持续增长、消费结构加速升级的重要阶段。但与快速增长的服务消费需求相比，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还相对滞后，对消费升级的支撑作用不强。目前发达国家服务性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已超过60%，我国服务性消费占比尚不足30%。笔者认为，“十三五”时期，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以扩大服务消费为重点带动消费结构升级，必须把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作为扩大消费需求的着力点。

　　按照市场化程度划分，生活性服务业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生活性服务业，包括零售服务、住宿餐饮服务、居民和家庭服务等。此类生活性服务业的市场主体是民营中小企业和个体商户。一方面，由于经营成本持续增加、税费负担重、融资难等问题突出，企业创新和发展活力不足，制约了服务供给。特别是社区商业和便民生活服务供给存在明显短板。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多头管理与市场监管缺位并存，部分服务产品有效供给不足，服务质量不高，存在服务不规范、缺乏信誉等问题，难以有效满足居民需求。

　　另一类是“半市场化”的生活性服务业，如旅游服务、文化服务、健康服务、养老服务、体育服务等。此类生活性服务业具有产业和事业、商业性和公益性的双重属性。受体制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这类生活性服务业产业与事业边界界定不清，依然存在部门垄断，民营资本进入仍面临诸多限制，导致高质量、多样化、便利化的服务供给不足。“十三五”时期，应区分两大类生活性服务业的市场化特征，并在以下四方面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提高生活性服务业供给质量和效率。

　　第一，降低企业成本。一是尽快推进生活性服务业“营改增”改革，针对生活性服务业“轻资产”、难以进行进项抵扣的特点，将养老服务、居民和家庭服务、餐饮服务、文化演出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纳入简易征收范围，统一实行3%的简易征收税率。同时，进一步清理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二是创新“轻资产”行业的信贷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将生活性服务企业的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纳入授信范围，完善无形资产、债券抵押、商业用地抵押制度，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三是完善餐饮、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社会保险政策，降低企业人工成本。

　　第二，加强社区消费供给。社区商业和便民生活服务是城市服务业的基础，是满足居民综合消费的重要载体。要补足社区商业和便民生活服务设施不足的短板，应制定公益性或微利经营性居民生活服务设施建设指导目录，在城市建设配套费中安排一定比例专项资金，以投资入股、产权置换、公建配套、回购回租等形式出资购买部分社区商业用房，用于支持社区菜市场、便利店、早餐店、家政服务点、智能快件柜等居民生活必备网点和设施建设，促进社区居民生活消费便利化。

　　第三，扩大“半市场化”生活性服务业对内对外开放。实现对内开放是优化生活性服务业供给的重要前提。应坚持放管并重的原则，进一步放宽文化、健康、养老、体育等生活性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着力打破垄断，探索在不同环节、不同领域建立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活性服务业发展。

　　第四，创新生活性服务业治理模式和监管机制。加快健全生活性服务领域行业规范、标准体系，在重点领域开展服务质量认证示范工作。同时，推进生活性服务行业监管信息平台建设，鼓励行业协会开展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促进企业规范化经营，提高服务质量。

　　（作者供职于商务部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