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二五”以来，我国服务业的多重指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数量上的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是质的变化，在“十三五”时期，服务业的显著变化更是高概率事件，它甚至很可能引发国民经济体系的重构，并通过这种重构引发产业体系和生活方式上的划时代的颠覆。

　　第一，服务业是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目标是2020比2010的人均GDP要求翻一番。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大背景下，在制造业受到“双重挤压”的背景下，依靠服务业维系中高增速就尤为重要。一则是服务业在GDP的占比越来越突出，比如2010年，服务业的占比大概只有44.2%，2015年是50.5%，服务业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我们预测2020年，三次产业的占比是6.09%、35.09%和58.83%，在国民经济体系当中，服务业占58.83%。二则从这几年各产业增长速度看，服务业明显快于工业，服务业增速大约比工业增速大约高2个百分点。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服务业已经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和贡献者。

　　第二，服务业是劳动就业的主渠道。以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服务业地位，是国际上最通行的做法，它更能更客观地反映三大产业演变情况。美国学者富克斯讲的服务经济时代，用的就是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这个最核心指标。因为劳动就业是实打实的，不像GDP有一个价格的因素的问题。2010年，服务业的劳动就业与农业劳动就业人数几乎是一样的，但2011年是一个拐点，服务业首次超过农业的劳动就业。我们预测到2020年，服务业的劳动就业的比重将达到47%左右。其实，这个数字严格地讲是被低估了的。因为我们知道，农村经济现在最大的特点是农业与工业、服务业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很多从事一次产业的农民，实际上在从事第三产业。比如，一些农村劳动者从事农村电商或乡村旅游，他们干的工作实际上是三产了，但我们统计部门可能还是把这些劳动者统计到农业就业里面，实际他在做电商，做流通，做旅游，都是第三产业。如果考虑这个因素，我们目前的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很可能超过50%了，到2020年很可能达到57%。

　　第三，服务业是利用投资外资的主方向。外资对市场有天生的嗅觉和敏锐，外资的走向既是国际资本偏好的一种客观选择，也是对中国市场潜力和偏好的一个风向标。这个风向标的拐点也是2011年。2011年，我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约583亿美元，第二产实际利用外资实际规模是557亿美元，在利用外资上服务业首次超过二产。随后的几年里，即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越来越高，二产相对来讲比较匀速的下降。2015年前三季度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达到了61.3%。随着制造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以及外资对中国服务市场的看好，我们预测到2020年，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占比还将不断提高，三次产业利用外资的结构将可能变成1.3%、30.1%和68.6%。

　　第四，服务业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一般认为，服务业是一个轻资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应该比二产小很多，但实际上我们如果把交通运输全部统计到三产里面就会发现，三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早在10年前就超过二产了。随着服务业市场潜力不断地被开发出来，以及服务业较高的盈利机会对市场主体的“诱导性”投资，以及国家产业政策对服务业的倾斜，我们可以大胆第预测，固定资产投资对服务业将会越来越“青睐”。我们预测，到2020年，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很可能是5%、36%、59%，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必然是服务业。

　　第五，服务业是生活方式的主杠杆。服务业无非是为两个对象服务：一个是为相关产业发展作为中间投入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一个为居民生活提供的生活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是我们的短板，当然要努力补齐。但任何发展，归根结底是要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居民的生活方式。当我们的生活摆脱贫困，迈入小康或更高层次，就必然要追求三个重要的目标：安全、便利、智能。要实现便利化、安全性和智能化，如果没有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粗放的、生活效率是低下的，既不便利也不安全。所以，我们要感谢互联网、大数据及其他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安全和智能，以及由此带来的民生福祉的提升和寻常百姓生活方式的变革。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