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 探索商标、股权等无形资产质押，有利于给小微企业提供更多增信服务。图为泰隆银行客户经理正查看某小微企业主的商标注册证等材料。

　　右图 截至2015年11月末，浙江绍兴市新昌县不良贷款率仅为0.86%。新昌农商行为当地三分之二的企业提供了贷款，贷前调查时着重看企业的资产、销售与负债的匹配度。图为新昌农商行客户经理来到浙江奔野拖拉机制造有限公司走访。

　　对于很多银行员工来说，岁末年初这个冬天格外寒冷。中国银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末，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10个季度上升。多种迹象表明：随着制造业去产能、房地产去库存、实体经济去杠杆持续推进，银行业承受的信用风险压力明显增大。

　　化解企业信用风险、稳定金融市场、去杠杆难在哪里？如何在防范金融风险的同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春节前，《经济日报》记者来到浙江省，对当地银行业正在开展的困难企业分类帮扶工作进行调研。

　　阵痛——

　　“去杠杆”压力持续加大

　　寒意最早是从实体经济传导过来的。浙江小微企业众多、制造业发达、区域经济外贸依存度高，世界经济周期性低迷的传导效应高于全国其他地区。2011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外需萎缩，船舶制造、光伏等部分产能过剩行业风险持续上升，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出现困难，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随之受到影响。浙江省企业信用风险暴露较早，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逐年上升。

　　截至2015年12月末，浙江省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1808亿元，比年初增加411亿元，不良贷款率2.37%，较年初上升0.41个百分点。受不良贷款侵蚀和息差空间缩小的双重挤压，浙江银行业利润已经连续4年负增长。

　　“从根本上看，眼下浙江银行业的信贷资产质量波动，是伴随经济增速放缓、转型加速出现的阵痛。这凸显出经济转型的艰巨和复杂，也凸显出浙江省委、省政府主动去产能、去库存的决心。”浙江银监局局长熊涛说。

　　他分析，当地不良贷款的成因比较复杂，除了结构性、周期性的宏观因素，也涉及企业、银行等微观因素，还有地域特色比较鲜明的资金链、担保链因素。

　　企业杠杆率偏高，往往是引发信贷风险的重要因素。最新统计信息显示，该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58.2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高于相邻的江苏省4个百分点。

　　产业的不景气很容易引发信贷风险。从区域来看，截至2015年12月末，占全省不良贷款余额比例达73%的温州、绍兴、宁波、杭州4地，同期贷款余额合计也占全省69%。而企业债务杠杆率较低的嘉兴，不良贷款率则全省最低。从行业来看，占到不良贷款余额近八成的传统制造业、住宿餐饮业和批发零售业等，也是前期加杠杆较多的行业。

　　症结——

　　“两链风险”交叉感染

　　与当地银行业人员谈起信用风险时，他们常常用到一个词——“两链风险”。所谓“两链”，指的是资金链和担保链。

　　绍兴市企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赵建国认为，产生风险的直接诱因，除了一部分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暴露，更多的则是由于偏离主业的盲目投资。浙江企业主投资意识很强，在流动性宽裕期间从银行里借来的钱，并非全部投入实体经济，有一大部分进入了房地产、矿产、期货等高风险领域，容易带来资金链断裂。“而在担保链、民间借贷等关联性因素扩散放大效应的作用下，一些企业自身资金链本来没有问题，但因卷入担保链出现代偿风险。”赵建国说。

　　“我的企业有几百名员工，创办至今发工资和纳税累计超过25亿元，怎么就突然成了问题企业？”杭州市萧山区某化纤企业受担保圈中问题企业牵连，代偿金额曾高达3亿多元，贷款本息逾期已经超过180天，仅罚息就要上千万元，该企业负责人颇为意外和忧虑，“现在抵押的都是我个人财产，我头发都愁白了”。

　　浙江大家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其华与4家企业结成担保关系，其中有一家企业资金链出了问题。“按照约定，要由其余4家企业共同为其代偿，我应负担840多万元，这个数额本来还可以勉强承受。”陈其华说，但不久又有2家企业经营出现困难，他要负担的金额骤然上升至2800多万元。“这下实在扛不住了。”他无奈地说。

　　作为一种增信方式，互保、联保曾是银行业广泛使用的“信贷创新”。在经济上行期，多家企业结成担保关系，约定如果一家企业无法偿还贷款，由其余企业共同为其代偿，此举方便了企业融资；但遇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家问题企业有可能将多家经营正常的企业拖入资金代偿的泥沼，引发次生风险，导致风险蔓延。

　　浙江企业之间亲缘、地缘特征突出，这种“抱团融资”的方式尤为盛行，企业互保、联保规模比其他地方大。据统计，在浙江全部贷款余额中，信用保证贷款占比近40%。

　　为厘清担保圈的复杂关系，绍兴银监分局研发了一套“GRIT系统”。打开一张图表，可以看到以某个问题公司为中心辐射出去，代表彼此之间存在担保关系的连线纵横交错。分局副局长周代丽介绍，浙江企业担保链存在“线密、层多、规模大”的特点，一个出问题的企业有可能会波及两三圈关联企业或上下游企业。

　　“目前单个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的‘第一波’信用风险已趋于稳定，渐次暴露的是因卷入担保链导致的‘第二波’代偿风险。”浙江银监局党委副书记袁亚敏说，眼下防范化解企业信用风险一定要打“七寸”，关键是要“解圈断链”，防范单体风险通过担保链扩散、传染。

　　破题——

　　“解圈断链”是项系统工程

　　2012年以来，除政府组织的帮扶协调外，浙江银监局指导省市两级银行业协会牵头组织的风险企业会商帮扶协调会多达109次。

　　“新增不良贷款加上存量风险，只靠市场自我调节难以在短期内迅速消化，必须通过政策机制推进的‘有形之手’介入。”熊涛认为，防控化解“两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只是靠银行单兵作战，地方政府要落实牵头协调责任、银行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加上各部门的配合，才能形成合力。

　　“银企之间利害攸关，帮企业就是帮银行自己。当企业生病正在输液时，银行不能‘拔针头’，而要同进退、共渡难关。”浙江银监局萧山办事处主任周金根认为，只有建立长效化和系统性的帮扶机制，稳定企业、稳定市场，才能维护金融体系自身的稳定。

　　目前浙江各地市都成立了企业帮扶工作领导小组，构建起政府牵头、银监引导、协会会商、企业自救、银行帮扶的“五位一体”工作框架，在逐户会诊的基础上，将风险企业区分为扶持类、挽救类和退出类，分类施策、对症下药。

　　对于自身已不具有造血功能的“僵尸企业”，信贷资金尽快退出，推动兼并重组或破产清算；对于逃废银行债务等行为，进行依法处置。“而对于那些‘能够救、值得救’的暂时困难企业，则尽力帮扶。要看到，今天的帮扶就是明天的有效产能。”周金根说。

　　担保链风险爆发初期，一些银行为保全自己的资产，对企业进行抽贷。为防止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挤垮正常经营的企业，需要进行风险隔离，让企业摆脱担保链的束缚——当地将这项工作形象地比喻为“围网养鱼”。

　　“2014年这个时候，我几乎天天夜里睡不着觉。”浙江雅迪纤维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叶飞现在仍然心有余悸。该公司从12家银行贷了5亿多元，其中抵押贷款2亿多元、保证贷款3亿多元。受担保圈中问题企业牵连，该公司被下调信用评级，面临多家银行的停贷危机。为降低停贷造成风险蔓延的可能，当地银行业采用“授信聚拢”方式，由一家或几家银行用新增授信置换出其他有意愿退出的银行授信。

　　在杭州萧山区政府、银监办的协调下，建行浙江分行指导萧山支行牵头组织了银团，发放新的流动资金贷款，将前述萧山区化纤企业的现有存量信贷敞口，以企业及公司法定代表人个人所有资产作为抵押，解除其他企业对其担保，这样就做到了斩断担保链的第一步。

　　浙商银行台州分行得知浙江大家食品有限公司受困担保圈的事情后，立刻开始了调查和帮扶工作，很快将500万元贷款打到企业的账户上。有了这笔救命资金，后续的银行也愿意跟进续贷，该公司得以正常还贷和经营，最近还扩大了产能。

　　袁亚敏告诉记者，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已转发了该局就银行业分类帮扶困难企业的指导意见，其中总结出了授信聚拢法、银团贷款法、延缓追偿法、担保替换法、外部收购法、平移代偿法等“帮扶八法”。这些方法的着力点都在于解决好企业担保关系调整和债务人主体变更问题，实现风险“熔断”。

　　“虽然各地陆续有不少可以借鉴的尝试，但由于担保、互保链条错综复杂，‘解圈断链’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具有普遍适用性、可推广的有效手段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完善。”袁亚敏说。

　　突围——

　　以发展“加法”做风险“减法”

　　“金融业本来就是经营风险的行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最有效的方法不是‘就地卧倒’，而是要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要‘以时间换空间’，用适度的增量保证存量信贷资产的安全。”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段忠辉说。

　　“如果说过去主要追求规模扩张、业务拓展，现在银行业必须学会俯下身子精耕细作。”中国建设银行绍兴分行副行长沈源钢将这种转变比喻为从“游牧文明”向“农耕文明”的跨越。

　　浙江小微企业众多，其中不乏正在快速成长的创新创业型企业，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主动对接重点项目，积极通过投贷联动、理财直融等方式服务小微、支持“双创”。

　　“很多人都以为小微企业贷款无利可图，其实如果能够做好风险控制，形成有效的盈利模式，小微贷款的前景并不差。”泰隆银行台州管理总部总经理元志卫介绍，该行已累计向小微企业发放贷款100多万笔，每笔平均50多万元，而且坏账率比想象中的低。

　　商标、股权等无形资产的质押探索，有利于给小微企业提供更多增信服务。在台州，记者遇到了恒翔针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贺顺根。他的企业正在扩建厂房，资金缺口较大，但固定资产多半已抵押出去。现在通过商标质押方式获得了一笔400万元的半年期贷款，利率仅为4.68%。“我们理解的所谓商业可持续，一是风险可控，二是能实现利润，而不在于利润高低。”元志卫说。

　　浙商银行推出了针对创业创新型企业开发了无抵押、无担保的“圆梦创客贷”。杭州聚丽商贸有限公司是一家电商企业，主要经销哈密瓜、若羌红枣、库尔勒香梨等新疆农副产品。公司总经理姜宝垒说，他们的实际贷款金额只有30万元，但这30万元能直接增加120万元的销售规模。

　　“我们不图当下赚钱，只希望成为那个给成长型企业‘喂第一口奶’的银行。”浙商银行杭州西溪支行微贷部总经理金武说，“留住客户，才会带来传统信贷业务之外的利润增长点。通过开展综合化金融服务，做好分母的‘加法’，对信用风险的承受能力也就自然增强了”。

　　探路——

　　走好金融改革“平衡木”

　　既要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险，又要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效率。浙江各地银行业在求解这道题目的过程中，从各自实际出发进行了诸多探索，其各具特色的实践成果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引导企业去杠杆、降成本。

　　截至2015年11月末，绍兴市新昌县不良贷款率仅为0.86%，当地小微企业的负债率一般在40%左右。新昌农商行为当地总数三分之二的企业提供了贷款，该行董事长赵学夫说，他们认为小微企业的合理负债率一般为40%，遇到超出这个范围的企业贷款需求都要严格审查。“一是看企业拿钱干什么用；二看其资产、销售与负债的匹配度以及盈利能力与负债的匹配度。由于对负债率的严格控制，我们客户的企业融资成本一般占其销售成本的2%至3%。”

　　那么，怎样满足企业发展中的融资需求呢？在现代感十足的新昌县科技大市场，有一面色彩缤纷的“上市公司墙”，上面挂着该县7家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8家新三板上市公司以及多家拟上市公司的标识。新昌县创新创业氛围浓厚，针对新型企业融资需求特点，他们多措并举支持企业借助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对企业股改、挂牌、上市，以及通过股权转让、定向增发等方式直接融资，均给予奖励。

　　“2015年全县有2家企业首发融资，5家已经上市的公司定向增发再融资，4家新三板挂牌企业定向增发融资，涉足资本市场的企业直接融资总金额超过35亿元。企业融资的多元化，也间接分散了银行信贷系统的风险。”新昌县副县长严钢说。

　　——培育多元化金融服务主体，优化区域金融生态。

　　刚刚获批国家级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实验区的台州市，是全国唯一同时拥有3家城商行的城市。“由于市场竞争充分，每当企业的需求产生，总有金融机构尝试满足。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增多，最终受益的是实体经济。”台州银监分局副局长吴志民说。

　　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挤压了高利贷等不规范民间借贷的生存空间。台州路桥区新桥镇凤阳章村是该市最大的丝网加工基地，以前村民从事生产所需资金几乎全部依赖民间融资，最高的年化利率可达30%。如今，全村105户村民获得了泰隆银行整村授信，贷款利率降至个位数。

　　“在一些历史上高利贷盛行的地方，自从本地的法人银行进驻后，民间借贷比例大幅下降，金融秩序有很大改善。因为小银行服务的客户，往往就是以前求助于非法金融的企业。”吴志民认为，从台州的经验看，未来各地民营银行的增加将会在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促进民间融资阳光化等方面，发挥出很大的积极作用。

　　——建立符合实际的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防范分担信贷风险。

　　台州地区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多年来保持在低位。除了因为当地有坚守实业的传统，这样的“免疫力”更得益于金融领域的创新探索，对银企信息不对称、抵押担保难、投资和收益不匹配等难题进行了求解。

　　台州市金融服务信用信息共享平台集合了工商、司法、税务、国土等12个部门的非银行信息，这是央行征信报告之外的另一张小微企业“履历表”，有助于从源头上解决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难题。

　　台州市设立了地级市中第一家小微企业信用保证基金。基金初设规模5亿元，其中市、区两级政府出资4亿元，其余由7家合作银行共同出资，按照10倍杠杆，可为小微企业提供累计50亿元的增信担保，担保费率仅为1%。信保基金中心总经理郑凌说，信保基金独特之处在于用财政资金撬动银行信贷，两者共担风险，有效地弥补了商业性担保机构的覆盖不足。截至目前，信保基金已累计发放担保函800余笔。

　　转型的成果正在逐步显现：2015年，浙江重大基础设施、重大产业、生态环保和技术改造4大优先投资领域预计分别增长21%、35%、70%和22%，明显快于房地产投资的2.4%；装备制造、高新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明显快于整体工业。

　　伴随着浙江经济结构调整，银行业的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出现新兴行业信贷增长明显快于传统产业信贷增长的趋势，其中信息产业贷款同比增长10%以上，成为信贷投放的重要增长点。

　　在记者结束采访时，熊涛充满信心地说：“近年来，浙江经济经历几轮起起落落，但始终凭借较好的韧性、较大的弹性，重回上升轨道。相信这次也不例外。银行业也有希望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走出一条率先突围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