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工业化、农民非农化步伐的加速让浙江农民率先成了“首富”。同时，浙江农民在创富过程中“追赶”市民的脚步也没有停止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稳步缩小

　　记者在温州瑞安市塘下镇采访到一位风风火火的女老板，她的话很实在：“别看我是个老板，凌晨两点还在码头接货，天天眼圈是黑的；别看我是个农民，可我的厂子养活了700多人。”走马浙江，随处可见这样自强不息、底气十足的“小老板”，虽然他们的户口本第一页上还依然写着“农业户口”。

　　“农民收入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浙江的非农化水平高，大量的农民在职业身份上得到了转换。”殷柏尧说。最新统计显示，浙江全省就业人口的非农化率为85.3%。

　　“全省有208万家企业，99%是中小民营企业，出省（含国内外）经商600万人……”浙商研究会一位副会长算了一笔大账：近6000万浙江人里面，扣除老人小孩非劳动力，大约4个国民中有一个是“小老板”、股东或其他形式的市场主体。

　　诸暨市大唐镇户籍人口才3万，却有1万多家企业，几乎家家户户都办企业，只要有50平方米的房子，就会拿出20平方米搞袜机。该市一位副市长形象地说：“诸暨就是一个大工厂，车间就在千家万户老百姓家里。”他说，诸暨农民只要没有大病大灾，一般情况下，一家人一年赚十几万元没问题。

　　临近春节，新昌县羽林街道白段村村民俞丹丹正忙着采购年货。2015年，俞丹丹的工资收入5.5万元，是她2008年刚工作时的两倍多。7年来，俞丹丹在本县的一家制药厂从一线工人做起，收入逐年增加。

　　最新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浙江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在保持高位的基础上，年均增长14.5%。农民收入从“破万”到“破两万”，浙江仅用了6年时间。

　　农村工业化、农民非农化步伐的加速让浙江农民率先成了“首富”。同时，浙江农民在创富过程中“追赶”市民的脚步也没有停止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稳步缩小。在刚刚过去的“十二五”期间，浙江农民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8.4%，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出0.9个百分点。

　　嘉兴市2015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2.6838万元，为浙江十一个地级市中最高。嘉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仅为1.70：1，又为全省最低。嘉兴市农办干部俞小琳认为，嘉兴“均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在二次分配投入的公共福利、公共服务方面城乡居民基本实现了均等化，“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一系列制度，嘉兴都率先实现了无缝对接，连最低生活保障都实行了城乡统一标准，月均588元。”

　　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省各地不断增加公共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城乡居民的“同等待遇”渐成现实。在全国户籍制度改革试点县德清，附着在户口本上的32项居民实际待遇差异被逐一消除，当地三合乡一名在车祸中不幸遇难的农民，因此得到同城镇居民一样的赔偿金（约为原标准的两倍）。

　　导致产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另一大因素是财产性收入差距。在浙江，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大幕已逐渐拉开，改革的槌子开始敲响长期“沉睡”、模糊化的农村集体资产。

　　2015年底，浙江在全国率先全面完成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全省近3万个村的3500多万农民当上社员股东，完成1159.6亿元的经营性资产量化，“确权到人”让农民增加了财产性收入，“权跟人走”让有条件的农民放心进城。

　　经过精准施策、落实“一户一策一干部”帮扶机制，年底统计表明，全省21万户家庭人均收入在4600元以下的低收入农户，当年人均收入全面超过4600元——这一标准是全国绝对贫困线的两倍。

　　缙云县将烧饼产业作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举措之一，政府为农民搭建“创客”平台，此举不仅全面消除了“4600元以下农户”贫困现象，还在全县掀起一股“两创”的热潮。

　　曾经因丈夫生病而致贫的53岁农妇李美英，2014年参加了政府组织的烧饼师傅培训，之后到杭州下沙开了一家缙云烧饼示范店，两年不到时间，她不仅还清了5万元负债，还有了积蓄，把生病的丈夫也接到了杭州。让她惊喜的是，今年还拿到了政府给予的1万元“示范店”补贴。

　　过去的十多年间，浙江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每5年出台一个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扶持政策、上马一个针对特定贫困群体的扶贫工程。“十二五”时期，浙江省财政每年向本省26个欠发达县转移支付年均保持在300亿元以上，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均增长25%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