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阳欢本报记者张国凤

　　在中国西部的腹地，在宁夏南部地区黄土高原上六盘山附近，有一块十分特殊而又神秘的地方，这就是曾经有着“苦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包括原州区、海原、西吉、隆德、泾源、彭阳、吴忠市同心县、盐池县等国家扶贫重点县（区）。作为我国6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之一，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区域。

　　“从‘三西’扶贫到‘八七’攻坚，从‘双百’计划到移民吊庄，从黄河善谷到生态移民，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从‘输血式扶贫’到‘造血式开发’，从‘等靠要’到‘比着干’，宁夏扶贫开发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李锐感慨道。

　　相关数据显示，从1982年到2014年，宁夏累计减少贫困人口近280万人次，西海固9县区的GDP从1.88亿元增长到352亿元，增长了187倍；农民人均年纯收入由126元提高到5887元，增长47倍。

　　生态移民“挪穷窝”

　　“过去我们村大多数人都住土坯房，一个简易的土灶和一张架子床就是一个家，喝的是窖水。即使风调雨顺年，每亩也仅能收获几十斤粮食，如果遭遇旱灾，则颗粒无收。”想起过去的穷日子，刚搬进固原市原州区头营镇杨郎“塞上新居”移民新村的75岁的马平大爷很感慨，“现在，我们的福气好喽，搬到这个安置点后，住房变宽了，交通顺畅了，水电也通了，缴了社保，参加了新农合，惠民政策越来越多。”

　　“实现全面小康，不能让一个人掉队。”为了让贫困人口摆脱困境迈向富裕，特别是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宁夏不等不靠、敢于突破，创新扶贫开发和区域发展方式，采取跨县移民、县内移民、劳务移民相结合的方式，把生活在自然条件严酷、自然资源贫乏、生态环境恶化地区的贫困人口，实行整村移民搬迁，异地安置，把生态移民与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有机结合起来，把扶贫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由单纯的扶贫移民向扶贫与生态修复并重的转变，走出了一条符合宁夏实际的扶贫开发之路。

　　通过几十年的扶贫工作，宁夏的贫困面有了明显缩小，剩下底子最薄、条件最差、难度最大的“硬骨头”，而整体扶贫方式也从“大水漫灌”逐渐转向“精确滴灌”。一系列扶贫政策效果斐然，2014年，宁夏中南部地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增长14%，达到5981元，连续4年“跑赢”全区GDP增速水平，贫困发生率由原来的25%降至17.45%。

　　就地扶贫“促造血”

　　“去年借助金融扶贫的优惠政策，我向信用社申请了5万元小额扶贫贷款，购买了100只羊育肥，仅此一项年收入10万元。”西吉县火石寨乡小川村的马风忠高兴地说。

　　“过去西吉县把每户2000元的扶贫款直接发到农民手里，虽然扶贫资金覆盖面不小，很多贫困户不同程度地存在‘等、靠、要’的依赖意识和懒惰思想。结果，年年扶贫年年贫，有的甚至越扶越贫，收效甚微。”西吉县县委书记马志宏告诉记者，2015年以来，西吉县不断加大专项扶贫和行业扶贫力度，拓宽社会扶贫渠道，完善金融扶贫机制，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金融扶贫、群众自筹“五位一体”的资金整合机制。全年计划整合各类资金10.65亿元，全力打造扶贫新格局，力争年内完成44个贫困村定期脱贫和2万贫困人口脱贫任务。

　　西吉县总结探索出的“企业+合作社+农户”带动、托管代养、全赠半返、旅游扶贫开发、特色优势产业推进、金融扶贫、项目捆绑、对口帮扶协助八种精准扶贫模式，增强了贫困村的自我发展后劲，强化了贫困户的自我“造血”功能，逐步实现“输血型”扶贫向“造血型”扶贫的转变。

　　金融扶贫“聚合力”

　　“过去穷得叮当响，当时贷3000元都没人愿意给担保，现在搭上了村里‘支部+贫困户’、党员‘一帮一’政策担保贷款的顺风车，现在我家里有近百只羊，年收入6万多元，发展的信心更足了，现在我给别人担保30万元。”盐池县曾记畔村的牛有虎自豪地说。

　　像牛有虎一样，曾记畔村的很多人都体会到金融扶贫的益处。“2010年村里人均纯收入2400元，现在提高到4800元。”曾记畔村党支部书记朱玉国介绍。

　　近年来，盐池县建立了“小额信贷”社区互助模式、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合作模式、“合作社+基地+贫困户”产业发展模式等，实现了企业发展与贫困户增收致富双赢。目前，盐池县互助社已发展到了91个，资金总量达到9100万元，累计发放贷款2.16亿元，受益农户达到1.03万户，其中受益贫困户超过了50%。

　　“现在，盐池创新出互助资金、千村信贷、资金捆绑、评级授信、企业参与、小额信贷、融资担保等7种金融扶贫新模式，量身定制金融扶贫产品，满足贫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的资金需求，初步形成了‘政、银、企、社、民’五位一体的扶贫新格局。”盐池县县长戴培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