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君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分化日益加剧，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谁来种地”“如何种地”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自2012年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四年强调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这是中央从三农工作的全局高度，为我们指明了解决“谁来种地”“如何种好地”问题以及突破现代农业发展瓶颈、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根本方向。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需要循序渐进，有序推进从调查摸底、完善模式到优化机制等的系统工程。

　　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调查摸底

　　开展对产业和农业从业人员等的摸底调研，重点掌握农业生产资源禀赋、主导产业发展情况、农业规模化和组织化发展情况、农业从业人员结构数量和素质等，分析农业产业发展趋势，合理估算产业发展需要的各类农业从业人员数量。重点解决原来普遍存在的以简单“培训”替代“培育”、培育工作缺乏精准性的问题。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与农村产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相互支撑的耦合系统。将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带头人和具有强烈发展愿望与发展潜力的骨干农民作为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将农业企业关键技术岗位人员作为专业技能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将村级动物防疫员、农村经纪人、农业机械操作人员等作为专业服务型职业农民培育对象，分类分产业（工种、岗位）建档入库，为精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奠定基础。

　　完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模式

　　不同地区之间气候条件、土壤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均存在较大差异，造成了地区之间农业产业的结构类型较多，农村人口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差异较大，政府对于农业的支持与扶持能力相差也很大。因此，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方面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模式，必须依靠各地根据自身农业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决定。经过多年的实践，全国各地形成了多种农民培训模式，包括农民田间学校培育模式、现场传导型培育模式、典型示范型培育模式、项目推动型培育模式、媒体传播型培育模式等。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可以汲取以往的各种经验，根据产业特点和实际情况，创新适合当地特点的教育培训模式，包括大力推行农民田间学校、农技推广面对面等培训模式；建设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信息化平台，积极采取现代化、信息化手段，开展网络教育、在线培育；探索“互联网+培训”模式，实现在线学习、在线技术咨询、共享教学资源信息等等。

　　健全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

　　聚合优势资源，形成以农广校、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等公益性农民教育培训机构为主体，以农业科研院所、农业院校和农技推广服务机构及其它社会力量为补充，以农业园区、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为实训教学基地，满足新型职业农民多层次、多形式、广覆盖、经常性、制度化教育培训需求，构建手段先进、运行高效的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农民的教育培训，基层农广校是主要载体。然而，当前大部分基层农广校仍处于恢复重建中，培训主体建设薄弱。大多数农广校无独立办公场所、无专职人员、教学仪器设备简陋、培训条件差，难以保证培训支撑；实训基地大多为农企、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少有农民田间学校，实训效果较差。因此，健全教育培训体系，重点在于加强基层农广校建设。通过落实农广校人员编制和财政保障，建立与职能任务和办学要求相适应的专职办学队伍，改善办学基础条件，提升教育培训能力。

　　优化新型职业农民的政策扶持机制

　　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定向的政策扶持，既是巩固培训成果的需要，更是吸引广大农民积极主动地参与培育的需要。只有加强对职业农民的政策扶持，解决农民在资金、技术、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才能让职业农民在良好的环境里就业创业，才能让培育工作的开展由“上级要”变成“农民需”：一是产业扶持。整合涉农项目，引导各级各类农业项目向新型职业农民倾斜，逐步形成项目带动产业发展、产业促进职业农民队伍壮大的相互融合的良性发展模式。二是政策扶持。充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各种资源要素向职业农民流动。引导农村土地优先向新型职业农民流转，支持和帮助职业农民开展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打造特色品牌。三是资金支持。通过设立专项资金，建立资金互助制度，引导小额贷款，提供贷款担保，开展生产保险，提高补贴力度等，为新型职业农民提供财力支持。（作者单位：江西省委党校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