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徐蒙 唐烨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表述释放出了“十三五”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新信号。

　　昨天，由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与上海市经济学会主办，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承办的2016年第一次经济学人上海圆桌会议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召开，会议主题设定为“聚焦2016，中国的结构性改革”，上海多位知名经济学家展开了热烈讨论。

　　复旦大学教授殷醒民：

　　用“移杠杆”解决债务问题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欧美等国都提出要‘去杠杆’，但最后都变成‘移杠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殷醒民认为，要解决中国债务问题，也宜采取“移杠杆”的方式。

　　要实现中国经济的短期与长期增长，都需要调整产业结构、降低负债率，但如何调、如何降？他建议，可以通过“调产能”与“移杠杆”来实现。

　　第一，对短期内没有总需求支撑的产能，应该进行调整，但不是一刀切。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还远远没有完成，制造业仍是中国经济中坚力量；中国制造能力只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制造业效率还有大幅提升的空间。

　　第二，中国有巨大的移杠杆空间。中国的高杠杆率主要存在于非金融机构，包括一些国企、僵尸企业等，而政府和居民的杠杆率不高。一方面，居民杠杆率低、储蓄率高，可以通过政策释放红利，让居民敢于投资、敢于消费；另一方面，政府的杠杆率不高，可以通过加大杠杆，扩大负债的方式将非金融机构的杠杆转移过来。

　　殷醒民还指出，所谓结构性改革，主要包括减税、调整劳动力市场结构等方面。减税包括降低企业税与下调个税；调整劳动力市场结构包括增加已有劳动力的参与率，提高劳动力质量等。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是对需求管理的补充。他认为，现在仍然要坚持需求管理，在其效率相对低的时候，通过供给侧，对扩大总需求起到调整的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潘英丽：

　　“去杠杆”要兼顾多重目标

　　“去杠杆，要注重多重目标兼容与利益格局调整。去杠杆和去产能是一体两面的同一过程，核心问题是谁为投资失败买单。”上海交通大学安泰与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潘英丽说。

　　潘英丽指出，去杠杆目标包括防风险和调结构。另外，在去杠杆的过程中，还需要以提升增长潜力、促进可持续发展来实现稳增长目标，通过托底与惠民生来实现社会稳定目标。在去杠杆的过程中，经济主体利益格局会发生很多变化：首先，企业方面，出资人将承担亏损，高管面临减薪去职，职工可能经历分流安置和培训再就业，银行则要加大坏账冲销；其次，政府方面，中央与省两级政府需要加大杠杆，地市、县需要去杠杆、实现精简机构。

　　如何实现多重目标兼容的去杠杆政策？她建议：第一，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制度变革。具体而言，可以通过省级政府发行10年期债券，议价收购库存房产，置换农民宅基地为农业用地，从而为农民提供支付小量的福利分房，引入现代农业公司并提供税收优惠，农地经营权实行长期出租，租金可以根据CPI调整。通过租金带来的购买力，促进农村留守老人儿童集中居住在县城；地方政府投入学校、医院、文化等基础设施。有购买力的人口集中，就会促进商业、个体经济、小微企业经济生态的构成。

　　第二，推进社会托底与再就业工程。具体而言，由中央政府发行10年期国债，由央行购买；为去产能过程中释放出来的劳动者提供分流安置、再就业再培训项目的支持；发放实名虚拟教育券，作为专业技术培训的政府采购，由失业人员或农民工自行选择专业技能学习，促进教育培训产业的繁荣与优胜劣汰。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与债券转股权，促进行业龙头企业兼并收购。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

　　供给侧改革要有空间思维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与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表示，当前中国主要经济矛盾是债务问题。解决债务问题，第一个办法是“降分子”，即硬性削减债务，但这会造成更严重冲击，导致债务问题更为严重。第二种办法是“增分母”，就是促进实体经济、民营经济增长，通过实体经济一定的通胀，缓解债务危机。

　　陆铭认为，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需要注重空间思维。当前的债务问题，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和国有企业。比如从地区看，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举债进行高标准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没有实体产业投资支撑，土地开发面积扩张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一些地方工业园区遍地开花，不符合工业集聚发展的经济规律，使得投入产出没有效率。

　　从人均GDP角度看，一些产业人多、规模大，人均GDP反而高；而农业、旅游、自然资源等产业，“靠天吃饭”，只有通过减少人，提高人均GDP，在集聚中才能达到平衡。

　　陆铭表示，从增加有效供给的角度看，中国一定会有一些地方集聚人，在这些地区可以扩大供给，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从而促进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安居乐业。

　　而民营企业，在当前经济环境下，实际上已经降低了负债率，减少了投资和扩张。而要提高有效供给，应当推动民营经济投资和扩张。目前由于大量金融资源从正规金融机构流去影子银行，民企在正规金融机构中融不到资金，非正规金融机构利率被推高，更加剧了实体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金融资源配置无效率使得“增分母”难度增大，因此应该着手处理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去掉无效和低效的杠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