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一个略显深奥的经济词，正成为中国改革的核心词，也成为全球观察人士的热议词。海内外专家普遍认为，中国力推的供给侧改革，从短期看拿准了中国结构性调整的关键；从长期看将夯实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015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的谋划之年。从外看，全球经济不稳定、不确定性风险升高；从内看，国内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华尔街日报》在日前的报道中注意到，中国政府既需要避免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同时还要解决“困扰中国经济的长期问题”。

　　跃迁之时，当有智勇之策。临近年末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墨西哥技术自治工学院国际关系学教授乌利塞斯·格拉纳多斯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中国此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表明并不打算走传统刺激的老路，而是以全新发展理念，寻求创新动力来稳增长、调结构，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探出新途。

　　假设有这么一家企业，多年来通过不断加大投资、扩大生产和增加雇员等来扩大再生产，但技术创新欠佳、产出和经营效率偏低，并且产品时常不对市场胃口，因而出现业绩下滑。

　　为了解决问题，如果从传统思路出发，就是继续增加投资、扩大规模甚至增加雇员，但这种思路的问题在于，资本、土地和劳动力的成本越来越贵，侵占利润，同时如果产品不对路，生产越多亏损越多。而从供给侧改革，则以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资本效益、停工老产品、升级甚至创造新产品等保持盈利。

　　眼下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和这家企业有些类似，《日本经济新闻》在最近一篇报道中写道，中国政府如今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2008年雷曼危机之后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的路线划清了界线”。

　　在经济新常态之下，“大水漫灌”式经济刺激政策固然可以短期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却无法提高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同时还可能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而着眼新产出，提升弱效率的结构性改革则旨在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助于经济在更长时间段内实现更优质增长。如果用药方来作比喻，前者更像是见效快、副作用大的西药，而后者则像见效相对慢，但却能治病除本的中药。

　　所谓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资源充分、有效配置情况下所能达到的最大经济增长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是目前经济复苏乏力的重要原因。新兴经济体2008年~2014年平均潜在增长率为6．5％，比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水平低两个百分点。

　　中国经济的情况同样如此，由于人口红利衰减、土地等资源变得更为稀缺等原因，经济潜在增长率出现下滑。因此，善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瞄靶而出，纲举目张。

　　一般来说，劳动力、资本、资源、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影响潜在增长率的基本要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关注通过结构调整，技术和制度创新，引导经济结构优化等提高效率，使经济从“更多”向“更好”迈进。

　　印度《经济时报》在日前报道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该报刊文说：“随着通过传统刺激经济效应的衰减，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改革供给侧，以提高劳动生产要素的利用率，包括资金、资源、熟练工、装备和技术。”西班牙《国家报》在报道中国供给侧改革时写道，中国目前正试图从依赖出口低附加值商品和政府投资的经济模式转型为依靠内需、创新和服务业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

　　有海外分析人士还注意到，此次中国政府推动的供给侧改革的着眼点不仅是眼下迫切的结构转型问题，更是对长期可持续发展、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一种战略布局。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如今已经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但要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中国须突破人均国民收入1．2万美元上限，规避“陷阱”。

　　数据显示，1960年以来，全世界101个成功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13个实现了跨入高收入的转变。例如，大多数拉美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跻身中等收入国家后，一直未能像与之起步条件相似的“亚洲四小龙”那样跻身高收入经济体。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未能实现技术突破、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制度创新等，而这些都是供给侧改革的内涵所在。

　　澳大利亚东亚论坛网站学者彼得·德赖斯代尔近期发表文章称：“迄今为止中国的表现非常出色：尽管这个国家规模巨大，但它比之前的任何国家更快地实现了向中等收入的转变。”而从供给端入手，提升整体经济效率，是中国经济成功跃升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