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门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仅有地方戏种286个，并且平均每两年就有3个剧种消失；全国有74个剧种只剩一个职业剧团或戏班，处于几近消失的边缘。“遗失的艺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

　　川剧：排了好戏给谁看？

　　□ 李咏瑾

　　人们习惯于追捧欧美的流行文化与高雅艺术，却独独忽略身边与我们血脉相接的传统文化

　　磨白的老戏台

　　岁末年初的成都，行走在市中心为数不多的老街石板路上，不见梅花，鼻尖却传来丝丝缕缕的梅香。我携着一小包青茶，正要和几个朋友觅锣鼓而去，看一场精彩的草根川剧演出。

　　隐没在望平街里的香香巷其实是一条喧嚣的“好吃街”，这里的数家馆子都上过四川各大电视台的推荐榜，相形之下，巷子尽头那家“天府古戏院”就显得格外矜持而沉静。登上三层的旋转楼梯，好戏正在鸣锣开场。我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听戏，因此也知道如果这个小舞台暴露在白昼的天光里，观众会蓦然发现大红的地毡早已褪色，头顶的朱红横梁四角走线都已磨白。但是，绣着金线的蓝绸桌布一搭上泛旧的竹藤桌椅，头上灯光一打，四周鼓乐齐鸣，才子佳人抑或帝王将相粉墨登场，这里又好似换了一番天地——

　　这天上演的戏折是《赶三关》里“薛平贵计醉代战公主盗令牌”一节，分饰男女主角的台柱分别是原攀枝花川剧团团长洪志勉和原德阳川剧团的胡雪梅，浸润了数十年的功底此刻凝聚在这小小舞台不足一个小时里，光华自然璀璨夺目——如同多年的陈酿被一掌拍开，这是属于川剧独有的馥郁香气，它时而高亢、时而低徊，浸透着四川人骨血里的喜怒哀乐，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曾独领风骚数百年的川剧启于唐，盛于清，它吸收了苏、赣、皖、鄂、陕、甘各地声腔，融高腔、胡琴、昆腔、灯戏、弹戏为一炉，与“变脸”“喷火”“水袖”等独树一帜的表演技法有机结合，荣登“天下第一戏”的宝座。可以说川剧在1000多年中绵延不绝的衍生与发展，正是四方文化倾注到四川的一个缩影，而“四川盆地”形神皆似我们常见的“盖碗”，海纳百川地承载了四方清泉，为我们奉上了一道清香扑鼻的仙茗。

　　上世纪70年代末，大批经典剧目重放光彩，老艺术家重归舞台，川剧吸引了大批戏迷蜂拥而至地“打拥堂”（四川俗语“凑热闹”之意）。但是随着“老戏老演老观众”模式的一再重复和时代的不断进步，川剧的一时回暖下潜藏着重重危机。果然，市场的迅速凋零坐实了这一切，1981年，川剧演出场次比上一年减少6%，观众比上一年减少了两成，显示出后劲乏力的危机。直到今天，由于流行文化的日新月异和人们关注方向的不断转变，川剧作为殿堂级艺术，在普通人心中高则高矣，却曲高和寡。

　　别丢了文化信心

　　据著名民俗学家袁庭栋观察，成都的川剧大致分布在三个地方：一则国有体制下的省市一级川剧团勉强运营；二则在一些街道、公园流动的民间草根剧团举步维艰；三则在宽窄巷子、锦里等外地游客常去的饭店里，个别演员作为助兴节目进行表演，展示的也多是变脸、喷火等观众感兴趣的技艺。

　　自川剧2006年被纳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一直呈现出一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局面。陈智林、崔光丽、陈巧茹……16位川剧梅花奖得主，证明着川剧在全国戏曲界的地位；而本地剧场里的观众却是一群白发苍苍的耄耋老者，鲜见年轻人的身影。四川作协副主席曹继祖不禁叹息：“传统川剧的观众真是去世一个就少一个了。”

　　在四川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四川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得主陈智林看来，川剧不缺观众，缺乏的是关注。他说：“现在人们习惯于追捧欧美的流行文化与高雅艺术，却独独忽略身边与我们血脉相接的传统文化。比如广为流行的嘻哈RAP，一百多年前的川剧里就有与之相类似的曲牌，又有几人知道呢？”

　　“丧失了文化自信是最可怕的事。”他说，“不能让人家一提起四川文化，只能想到火锅和熊猫吧”？

　　最好的检验者

　　2010年后，随着一大批经典剧目的复排和新戏的上马，川剧从传统走向现实的步伐越迈越大：从反腐题材传统大戏《卧虎令》到反映好干部兰辉事迹的新编现代川剧《辉映羌山》，从不断加演仍一票难求的大幕戏《白蛇传》到火爆校园的新编神话川剧《火焰山》，用优秀传统艺术弘扬正能量，让精品剧目传递正能量，在满足老戏迷胃口的同时，又吸引了年轻观众的注意。

　　特别是将阿来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尘埃落定》改编为同名川剧搬上舞台，将川剧传统的空灵深邃与西方当代戏剧的现实主义张力有机结合，在艺术上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原作者阿来曾自掏腰包买票进场，对这一改编赞不绝口。

　　排了好戏给谁看？四川省各大川剧院回应，“首先是群众”。

　　谈起如今川剧下基层的盛况，梅花奖得主、绵阳市文化局副局长喻海燕在电话里的快人快语扑面而来：“可以得很！可以得很！简直可以得很哦！”

　　2015年12月末的成都双林社区广场上人头攒动，“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国家一级演员蔡少波甫一亮嗓，“成都有戏——2015川剧艺术巡演”双林社区站拉开了序幕，不仅老戏迷致以热情的掌声，不少年轻人也专门举起单反相机或手机，拍下这一幕幕的精彩，料想几分钟后，一条条新鲜热辣的内容又会刷爆了朋友圈——这里面既有好奇，也有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不自觉的喜爱和亲近。

　　其实，民间戏曲离我们并不远。

　　高甲戏：老调酝新曲

　　闽南是出名的“戏窝子”，高甲戏就是其中数得上的一支

　　茶乡安溪的文化名片是高甲戏，2006年5月，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然而，和其他民间戏曲一样，屡受“他山”文化抢滩冲击。高甲戏如何在经历150多年发芽、成长后，逐渐在今天茁壮起来呢？闽南农村的老乡，在迎神庙会的时候，把民间故事和民间音乐等融合在一起游街。后来，这种表演走上了舞台创造了高甲戏。虽然舞台是粗糙的，故事也是粗糙的，但群众需要这些英雄故事，这一戏种就传承了下来。

　　今日不同以往。安溪县高甲戏剧团团长、艺校校长谢志斌常常担忧高甲戏的未来，尽管实际情况并非他想象的糟糕。去年夏天，剧团“送戏下乡”到西坪镇留山村，乐动十里八村。不到晚上6点，村民文化广场就聚集了2000多名群众。竹板声声，好戏开场，台下闲嗑的、串着场子挤位置的人群，瞬间安静下来。村民们拖家带口，或坐或站，很快沉浸在精品剧目《玉珠串》剧情中。3个多小时的演出后，村民们意犹未尽，大呼过瘾。

　　在安溪当地，高甲戏不乏一票戏迷。然而，除公益展演之外，高甲戏却难以在商业演出主导的城市剧场扎根立足。

　　“剧本匮乏，剧场简陋，营销模式陈旧，都在致使受众流失，限制着安溪高甲戏的市场拓展。”安溪县高甲戏剧团老团长林水德认为。

　　“做梦都想遇见好剧本。”多年来，充斥全国戏剧界的“剧本荒”，也让谢志斌十分担忧。一出好剧本，成就一台戏、一个剧团，甚至焕发整个地方戏市场生机的事例，屡见不鲜。

　　最紧要的是演员。在全国戏曲界普遍对人才匮乏忧虑的时候，安溪县在2013年创办了九年一贯制戏曲表演大专高甲班，招收十几岁的孩子，教授练习、传承高甲戏。

　　“练习跑圆场，孩子们要保持同一个姿势，跟着脚步的节奏，绕着场地跑，一次跑20分钟以上，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累。但是也只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少年高甲班班主任柯长泰说，不只武功课，形体、科步、身韵、唱腔、道白、曲牌等，每天七个小时的课程排得满满的。

　　“学员主要来自安溪县24个乡镇，南安、漳州等周边地区也有。”据介绍，少年高甲班每六到八年招收一批新学员，学生学习期间就能登台表演，毕业后能拿到大专文凭，备受家长青睐。为此，剧团组织老师到24个乡镇的中小学校里，从声音、体形、容貌等方面，选拔了一批潜力学员，希望以剧团表演带动专业成长的模式，让安溪高甲戏得到更好的传承。

　　“不要只羡慕金字塔的塔尖”

　　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杜建华

　　民间戏剧应根植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才能保持它长期鲜活的生命力

　　回首川剧30年漫漫改革路，放眼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未来，作为将33年职业生涯尽数奉献给戏剧艺术研究的学者，中国戏曲学会常务理事杜建华的目光里既充满了忧思，又满怀着期待：“川剧的振兴之路很像修建一座金字塔，我们在关注塔尖风光无限好的同时，更要夯实基础，关注塔基的建设。”

　　“比起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现在社会对于川剧的关注程度是有落差的，‘振兴川剧’，不能仅仅只是一句口号。”

　　在她看来，人们要么把川剧作为一种殿堂级艺术束之高阁，要么把“变脸”“吐火”等技艺单独拆分出来流于市井。这都是不正常的欣赏观，民间戏剧应根植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才能保持它长期鲜活的生命力。和任何传统文化的继承一样，民间戏剧博大精深，接触容易，深入了解难，需要一个长期浸润的过程。杜建华就在《四川戏剧》杂志的前身《川剧艺术》做了五年编辑，才对川剧有了一个较为系统的了解。

　　“不能单纯用市场的眼光来看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能简单地搞‘一刀切’，在受众基础还很薄弱的时候将传统戏曲盲目地推向市场。”

　　现在，整个四川省能演出全本大戏、建制完整的剧团不超过10个——除了省、市一级的大型川剧院外，放眼整个四川，惟有遂宁、自贡、南充、乐山等地还有零星的川剧演出活动，现状令人堪忧。

　　造成这样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场化经济大潮一来，很多地方的剧团开始了企业化改制、走向了自负盈亏的艰难之路。一方面政府的扶持力度还有待加强，另一方面市场又没有成熟的商业接纳度，生存环境的薄弱导致剧团数量大幅减少。演员新老不继，出现断层，人才流失情况严重。以绵阳为例，前些年好不容易培养出一批川剧学员，由于缺乏良好的锻炼平台，除了极少数苗子被省市一级川剧团选入外，剩下的学员不得不另谋出路。传统戏曲是一门“唱、作、念、打”高度综合的艺术，培养一个“角儿”很难，现在由于缺乏平台就这样白白流失，非常令人痛心。

　　文/李 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