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19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联合举办的“中国金融稳定与房地产风险国际论坛”上，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学术院长熊伟先生接受了记者的现场采访，就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股市监管等热点问题，进行了阐述。他表示，人民币加入SDR的速度实际上超过很多人的预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顺利；同时，他认为互联网金融平台出现问题是正常现象，关键是投资者要充分认识其中的风险。

　　■ 深圳特区报记者 上官文复 郑安之

　　●加入SDR速度超预期

　　记者：近期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部分资金向美国回流，这可能对未来中国资本市场带来新的一轮风险，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熊伟：短期之内，风险不能说没有，但应该不是那么大。这次美国利率只是25个基点的涨幅，这个涨幅本身是有限的。当然，它反映的是两方面因素：正面的因素是美国经济现在比较稳健，这对全球经济都是一个好消息，它的溢出效应会使中国直接受益。至于资本是不是流出，如果美国经济进一步增长，美联储进一步往上调息，在某个点上，这个效应会出现增大。尤其是人民币加入SDR之后，资本市场也会逐渐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储券的压力会慢慢变大。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中国的金融系统最终还是要国际化的，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了，将来必须面对来自整个全球金融体系的各种影响。这次美联储调息是一种影响，但是将来还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影响，系统本身需要有抗冲击能力。中国监管层还有货币机构，也需要能够有效、弹性地调节政策的能力，去适应全球国际化环境下各种冲击的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压力测试。

　　记者：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到底还有多远，现在是什么状态，您觉得顺利吗？

　　熊伟：我觉得挺顺利，人民币进入IMF SDR这个篮子的进程实际上是超过很多人的预期，如果以SDR作为标准是很快的。进入SDR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国际化，更多地是象征性意义，表明了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认可，更多地是对中国经济的认可，因为体量很大。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很高，所以人民币进入SDR的篮子也是理所当然的。当然，另一方面，从人民币的使用量来讲，其实在全球货币体系里，使用量还是相对偏低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的国际化才刚刚开始。

　　●做好预期管理利于金融市场

　　记者：从整个宏观经济的角度看，当前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对于监管层来说，怎样才是更加有效或者有弹性的货币制度呢？怎样把握调整的节奏会更好一点？

　　熊伟：这就牵涉到预期管理问题，如果我们知道将来要贬值，其实一步贬到底不是件坏事，而可能是有益的。如果市场预期，央行会慢慢贬货币反而是件坏事，因为市场意识到这个反而会导致资金大量外流，投资者觉得接着还要贬值。如果一次贬到底，反而就没有外流的动机了。因为将来不会再贬了，就没有必要外流。这里也一个预期管理的问题，怎么保证金融稳定呢？要让市场对政府的一些政策导向有些充分的了解，而不是留有太多让市场投机的余地，留了余地反而会引发投机。

　　记者：最近汇率交易中心发布了人民币汇率指数，然后央行也说以后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可能更多关注一揽子货币，这应该怎么理解呢？

　　熊伟：一揽子货币有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是基本面，中国经济实际上是和全球各个经济体都有关系的，不只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最紧密。实际上中国和美国经济上直接联系不大的。所以从基本面上来讲，用一揽子货币来决定人民币汇率，比单独挂靠美元更科学。这样做是迟早的事。在过去一些年里，美国国会一直以来觉得人民币偏低，所以就说政治上有很大压力需要人民币升值，尽管最近一两年，因为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所以在这个环境下，人民币贬值应该说是基本面因素决定的。但是要避免政治原因，就说把人民币挂靠在一揽子货币上，这样也会减轻这方面的压力。所以这个做法是明智的。

　　记者：近期政府鼓励大企业去海外发债，您觉得应该怎么做？

　　熊伟：作为资本市场开放的一部分，这是有意义的。让国有企业去海外发债，从某种程度上也是缓解一下国内金融体系的困境。但同时也会增加监管上的困难，因为国内部分企业杠杆已经很高了，如果他们去海外融资，怎么去管理整体的杠杆率，这需要一个配套的措施。一方面开放市场是个好事，能够帮助国内企业降低它的融资成本。在开放的同时还需要一些配套措施，能够系统地管理由开放带来的有可能的系统风险，因为很多机构和公司有可能真是利用这个通道去增加它的杠杆。不光使得这些机构的总杠杆率上升，同时也使得这些公司更多受到海外金融市场的波动影响。当这个通道使用的程度大到一定量级的时候，海外市场的溢出效应有可能就出来了，所以这也是同时需要值得关注的方面，当市场开放的同时，也需要有一个系统的政策关注溢出效应。

　　●互联网金融有风险

　　记者：今年互联网金融的特征特别明显，可不可以从美国借鉴一些经验？

　　熊伟：互联网金融其实在美国还不是一个很成熟的行业。因为美国金融体系本身就是银行，这都是原有的模式，本来就是相对市场化的模式，互联网带来的补充作用相对来说是更有限，所以互联网金融在美国有些发展，但是反而没有中国需求这么大。所以我不觉得有太多的借鉴意义。

　　记者：互联网金融业出现问题的平台越来越多，您觉得互联网金融对于中国的金融稳定是否构成一个担心的问题？

　　熊伟：一个创新行业有些企业倒闭，应该是预期中的。你看美国的纳斯达克，10年里已经有上千家上市公司倒闭了。作为一个创新行业有些公司倒闭本身，其实倒不足以担忧。但是更重要的是使用这些金融平台的投资者，是不是对风险有足够的理解，这是值得关注的事。因为很多中国的投资人或者借款人，在很多年来，一直在金融业受到严重保护的环境下，他们对违约的风险，或者对金融机构倒闭的风险，是不是有足够的认识，这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们对风险没有足够的认识，一些平台倒闭，他们肯定会恐慌，对公众还有政府监管层会有很大的压力。这需要大家有足够的认识。部分企业倒闭本身，从某种意义上是好事，可以帮助大家进一步了解它的风险。但是我想公众还有监管层得有一定的心理承受力，你要创新，创新肯定就会有失败。

　　记者：在您看来，互联网金融大量的问世会成为同内的一个过渡阶段，还是会继续存留下去，并且仍然大规模扩展？

　　熊伟：现在还没有到下定论的时候，它的存在还是因为很多个人和中小企业有大量需求，他们在现有的体制下贷款有困难。因为有大量个人还有中小企业有融资的需要，这个技术对他们有帮助。

　　创新还是有意义的，只是说大家对这个风险要有承受力，大家要有心理预期，肯定有很多要倒闭的。最终肯定不需要上千家互联网金融平台，几家就可以了。

　　●金融市场发展需要有泡沫

　　记者：您是研究金融行为学的，我们中国资本市场，股市投入性成分比较多，您觉得政府在监管或者其他等方面应该怎么改进？

　　熊伟：中国股票市场投机性是有共识的，我以前也做过研究。这显然是有共性的问题，它主要反应的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阶段，不成熟。但是，同时我觉得它也不完全是金融市场不成熟，我觉得这和监管层面也有一些关系，监管层面有时可能需要给这些投资人一些空间，得有一些容忍度吧。一个金融市场发展可能不可避免的会有泡沫，也会有危机的。一定程度上的泡沫和危机，其实对市场本身的发展是有益的，像人生病，生病了会有免疫力，你的免疫力必须是通过生病的过程中来培养的。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讲，一个市场的发展，和它的投机性所导致的泡沫和危机，其实反而是有相辅相成的。所以，我想监管层还有公众要对此有心理预期。在美国几百年的金融市场，定期的会有危机，会有泡沫，房产市场，互联网股市泡沫之后马上又房地产泡沫，一个危机之后，这个市场是否能重新站起来，这个反应的是市场本身的情况。我想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肯定也要走过同样的历程。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和监管层其实是可以有更高的容忍度的。

　　记者：中国市场的投机行为，包括互联网金融也好，不都是和预期政府要推动它有关吗？中国最讲一窝蜂，对吧？

　　熊伟：的确是，中国市场上的预期不光是对经济本身的预期，很多时候也包括市场对监管、对国家政策的预期，这个预期跟政策有一个很强烈的互动。很多时候，基于这种互动，政策决策者应该对市场中的政策预期得有一个考量，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得主动把市场对政策出现的预期，甚至是投机行为做一个事先考虑。这样制定的政策才可以更稳健。

　　记者：现在金融创新越来越多，混业也越来越多，对混业监管体制有没有什么样的看法？

　　熊伟：事情都有两方面，混业监管的好处是方便各个行业监管的协调问题，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监管很多时候是相关的，所以有统一监管的观点，这应该是有意义的，但是混业监管有时候也容易导致专业性的问题。

　　记者：现在很火的话题是供给侧改革，您有没有研究和自己的认识？

　　熊伟：很多人都评论此事，官方的说法也没有完全出来。但是销售行业的效率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需要解决消费品的价格问题。中国商品和美国商品比，中国的价格比美国高，即使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商品。这是很值得关注的，要促进消费，那为什么商品的价格很高呢？大家说得多的，对外有一些税收上的优惠，因为国内各种各样的附加税是相对高的，然后出口反而省了。不光是税，还有一个问题是中介成本，一个商品从制造者到销售到消费者手上，这中间环节很多，最后把价钱给推上去了。所以怎样使得中间的销售成本降下来，这对推进消费显然是很有意义的。同样的商品在中国比美国贵，还有一个承受能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