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07年，当TAL集团在中国南部城市创办裤子工厂时，该集团的高官们信心满满地说，他们认为这家工厂至少会运营20年。然而，明年，这家总部设在香港的大型服装制造商将关闭这个拥有2400名工人的厂子，理由是跟不上工资上涨的步子。中国不断上行的工资，令低成本消费商品制造商叫苦不迭。TAL首席执行官Roger Lee指出，“我们一直都知道，中国会成为一种挑战，很大一部分归因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在过去的两三年内，我们在内地的裤子工厂一直处于亏损轨迹。”TAL目前是亚洲最大服装制造商之一，同时是Banana Republic和J. Crew等品牌裤子的制造商。TAL已经开始将裤子订单从中国转向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TAL也有一个工厂。此外，TAL也在积极拓展在越南的业务。该集团计划在内地创办另外一家工厂，工人规模为4000人，主要生产正式衬衫。这种衬衫的制作过程更为复杂、精细，因而获利性要比制作裤子高。TAL透露，在美国出售的6件正式衬衫中就有1件是该集团制作的。TAL的经历，反射出想要在中国获得丰厚利润的大型制造商需做出艰难决定。当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曾经被誉为“全球工厂”的中国，对商品的需求已经从服装和玩具等廉价商品，转向高价值制造产品(比如说汽车、飞机和电子产品)。中国政府努力推进自动化，并且宣布一项旨在把中国推向3D打印和高端机械工具等技术前沿的十年计划。在中国多个城市，地方政府正在推动涨薪进程，幅度高达“两位数”，迫使原本想在沿海城市打持久战的制造商不得不关闭工厂，转战内地诚实或海外市场。相比之下，内地城市劳动力成本要比沿海城市的低。三星电子和Coach等制造商已经将部分制造业务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国家。部分制造商警告称，倘若国内和国外市场对制造商品的需求下滑，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可能会令更多的工厂走到危险边缘。香港工业总会前主席Stanley Lau指出，“局势不会好转。”根据他的预测，2014年至2017年之间，香港制造商设在内地的工厂中10%将关闭。香港理工大学Justina Yung发布的分析报告显示，2013年，香港企业设在广东的工厂已经从2006年的峰值减少三分之一，至32000家，部分归因于工资上涨和招工难。在中国，制造部门平均时薪为3.27美元，比越南和马来西亚分别高出三分之二和四分之一。除了劳动力成本低廉，东南亚国家的基础设施改善，而工人的技能也越来越高，这也是越来越多大型跨国制造商转战该地区的主要原因。此外，在东南亚国家招工，要比在中国招工容易。中国的年轻人通常不愿意值夜班。TAL指出，在裤子工厂，每个月都会有8%-10%的工人离职，而该集团在马来西亚和越南工厂的离职率却不足一半。事实上，几年前，TAL就已意识到，即便裤子的生产力持续上行，在中国的生产成本也要比东南亚国家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