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日本频道北京12月3日电 题：战后日本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压缩式发展

　　作者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 周维宏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周维宏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6期发表《战后日本社会现代化进程测量和分析》（全文约2.2万字）。

　　周维宏认为，利用根据现代化理论做成的四核心指标测量可以发现，战后日本社会现代化发展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短短的70年里，一方面要完成现代化第一阶段未完成的指标，同时又不停顿地完成第二阶段的指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间的压缩发展，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种种问题。

　　周维宏在文章中指出，2015年是日本战败70周年，战后日本已经走过了一个多甲子的历史。周年之际，给了我们一个契机来思考和总结战后70年日本社会变迁的轨迹。本文主要用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作为总结日本社会变迁阶段的工具。依据现代化论的最新成果，本文将首先用现代化核心指标测量日本社会战后70年的发展，然后对比欧美国家，重点分析战后日本现代化进程的特征和问题。

　　（一）战后日本社会现代化压缩发展的特点

　　战后日本社会现代化发展最显著的特征是，在短短的70年里，一方面要完成第一阶段未完成的指标，同时又不停顿地完成第二阶段的指标。韩国学者、首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庆燮，提出了著名的“压缩的现代化”概念来概括这种特征。这种特征在日本战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表现有：

　　1.在外力的作用下完成了政治上的现代化进程

　　从1945年战败至1952年《旧金山和约》签订，日本被美国单独占领，占领军总司令掌握了最高施政权。美国占领当局为日本制定了明确宣布主权在民的和平新宪法，结束了明治、大正和昭和前期的君主立宪式的开明君主专制制度。国会第一次实现了全体公民的无性别和财产限制的普选，日本妇女有史以来第一次拥有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战前的华族制度和贵族院被废除，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均通过按人口和区域划分的选区选举产生。两院在功能和任期上略有不同，有着相互制约的作用，但众议院占据主导地位。战前天皇是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掌握着军队、司法和行政的最高权力，在新宪法下，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相互制约，天皇只是日本国和国民整体的象征，没有任何实质性权力。

　　2.战后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

　　1945～1955年，日本迅速在战争的废墟上恢复了战前的最高经济水平，之后日本进入了近20年的年增长率高达10%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时期。到现代化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的1968年，日本经济总量先后超越了意大利、英国和联邦德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虽然结束了高速发展，但仍旧保持了一段平均增速在5%左右的稳定增长时期（1972～1992），一直到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崩溃。

　　3.社会和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急速发展

　　社会和文化层面是日本战前现代化发展较为缓慢的层面，战后日本政治现代化的完成和经济现代化的高速发展，给日本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利环境。战后日本的主要社会变动可以概括为地方自治制度的完善、大众社会的形成和战后家庭的出现与普及。而战后日本社会文化现代化的发展，则可以概括为文化的多元化、大众化和传统文化的复兴。

　　综上所述，日本的现代化第一阶段虽然只有短短的25年时间（1945～1970），但由于压缩发展，其速度是空前绝后的。政治现代化早早走完了第一阶段的最后一步，经济现代化实现了全面赶超的目标，文化和社会现代化虽仍有滞后，但也展现了历史上最显著的变化。但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日本战后现代化的原动力，是外力（占领）的强大推动。可以说，没有占领当局主导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方位民主改革，就很难有日本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没有战后国际经济发展的天时、地利和人和，就不可能实现日本经济与欧美的齐头并进。

　　从1970年至今的现代化发展第二阶段涵盖近45年的时间，但日本真正的第二阶段现代化发展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或者说90年代初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属于西方国家现代化第二阶段早期的15～20年，日本仍在完成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最后追赶，直到80年代末或者说90年代才进入了第二阶段，此后与西方国家保持了同步发展。这也印证了日本社会从平成年代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观点。

　　 （二）现代化压缩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

　　日本现代化第一和第二阶段间的压缩发展，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种种问题。

　　1.个人主义观念的缺失

　　现代化，在文化层面上主要是指从封建时代的宗教迷信意识形态向科学和合理主义的价值体系转化。在这种理性主义的价值体系中，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个人自我独立意识的觉醒，即通常所说个人主义观念的形成和强化。

　　和西方相比，日本社会晚了近300年左右才进入现代化第一阶段（1868～1969）。而且，在1945年之前的战前时期，日本社会的现代化在文化上发展缓慢，个人主义意识并没有发育成熟。日本政府把个人主义观念视为西方的洪水猛兽，极力推行神道和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阻止个人主义思想的传播。日本的官方舆论把日本社会形容成一个模拟血缘关系的大家族，天皇为顶点，其下为臣民本家和分家系列的等级血缘族群。为此，日本还制定了封建色彩浓厚的《民法典》，以法律形式维护封建血缘等级的家庭关系。这些封建措施一直到战后在美国的占领之下才在新宪法下的议会中被一一否决。即便如此，在现代化的第二阶段（1970年至今），日本在很长的一个时期，意识形态上仍旧宣传东方家族主义思想，自诩集团主义为日本的民族特性。这种倾向一直维持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尽管日本社会的其他层面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个人主义的深刻变化，比如血缘大家庭体系被核心小家庭取代、不婚和不育人群大幅增长、无缘社会特征日益显现等，但在意识形态上，日本社会始终缺失公开和明确的个人主义观念体系，造成了显著的“没有个人主义的个人主义化社会”（individualization without individualism）特征。

　　个人主义观念的缺失，主要后果是造成了第二阶段现代化的不适应症。意识形态的真空，使得走到现代化第二阶段的亚洲国家的中产阶级无所适从，出现大量自杀现象，就像中日韩三国社会目前所面临的情况。就日本社会来说，我们一直以为日本社会是以集体主义精神为特色的东方社会，但事实上日本社会早已走到了个人主义化的阶段，这种个人主义社会结构因为没有明确的思想意识而被掩盖，从而引发了像孤独死、宅男族等等的社会困境。

　　2.近代（现代）家庭的出现和瓦解

　　关于近代（现代）家庭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欧洲，而在亚洲，据说最早是日本家庭社会学家落合惠美子把这一概念引进日本。1985年和1989年，落合先后两次对现代家庭的特征给予了界定和补充：（1）家庭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2）家庭成员间强烈的感情纽带；（3）子女中心主义；（4）男人属于公共领域，女人属于家庭领域的性别分工；（5）家庭集团性的强化；（6）公开社交的衰退与私人隐私的形成；（7）排除非亲属；（8）核式小家庭。

　　具有这八个特征的现代家庭，大致18世纪后期在西欧社会出现，19世纪主要集中在欧美社会的中产阶级家庭中，20世纪开始在全社会普及。但是西欧的这种现代家庭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遇到了妇女解放运动、全球化、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冲击，开始走向瓦解。因此，可以说，现代家庭的出现是现代化第一阶段的标志，而现代家庭的瓦解则是现代化第二阶段的标志。

　　在日本，落合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现代家庭主要在大正时期（1912～1925）出现，战后开始普及（战后家庭体制），经过20世纪60、70年代的发展，在80年代后期也开始面临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冲击。可以说，近代家庭在日本仅仅普及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开始走向瓦解。这种普及和瓦解“前后脚”的现象，正是社会现代化发展在家庭问题上严重压缩的标志性现象。这带来了几个重大难题：人口问题、妇女问题、老龄问题。

　　3.双重产业革命并存

　　经济现代化在第一阶段（1500～1969）的主要任务是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完成，在第二阶段的特点则是信息产业的兴起和发展。可以说，信息产业的发展构成了第三产业发展的主体部分。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轨迹看，第一阶段以传统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发展和第二阶段以信息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其特点是很明显的。但在亚洲各国，可以说，几乎是在第二阶段的经济现代化发展中，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和信息产业的发展大体上同时并存。也就是说，由于追赶型的经济发展，在亚洲各国第一阶段的工业革命尚未完成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任务时，从欧美国家兴起的信息革命已经传播到了亚洲，亚洲国家在进一步完成传统工业革命的同时没有喘息的机会，必须同时追赶新的信息革命的脚步，发起信息产业创建高潮，即在第二阶段这一个时间带里完成被压缩了的两项任务。这就是亚洲国家经济现代化的被压缩特性。

　　从具体的时间上来看，日本是在战后的20世纪50、60年代大致完成了传统制造业的革命，并向高技术产业挺进，直到80年代才实现了高技术产业的升级换代。但70年代的时候，世界信息产业（半导体技术）就已经有了长足进步，日本也不得不同时投入信息产业的革命，大致在90年代才赶上了欧美国家信息产业的步伐。但由于压缩式的发展因素，最终，日本在90年代以后的信息产业发展中不敌美国，处于下风，导致了后劲乏力，陷入了长达20年的“失落”。和日本相比，中韩等亚洲国家的这一压缩时间更长，因此在信息产业发展上的差距也更大，追赶的任务也更重。

　　4.集中民主政治和分散民主政治并存

　　在现代化的第一阶段，政治层面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过去传统的封建割据政治局面，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完善集中的民主政治体系。这种民主政治体系大致上是从开明专制、君主立宪走向代议制共和和全民普选、男女平等。西方国家大致在20世纪初期（20年代左右）完成了这一基本任务。而在第二阶段，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主要是从第一阶段的集中民主政体走向地方分权的分散民主政治。具体时间而言，大致在7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地方的时代，地方自治进一步完善，财权向地方转移，而且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运动也开始兴起。

　　从历史上看，由于封建制度历史的长久，亚洲国家在第一阶段的任务大都没有完全靠自力完成。日本虽然从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就走上了现代化的政治道路，但一直到战前都没有走完第一阶段的民主路程，最终是通过美国的占领才急剧地实现了第一阶段民主体系的完善。韩国、中国等也都是在战乱之中走向集中民主政体的建立。因此，在第二阶段，亚洲各国都面临着既要巩固刚刚建立的集中民主政治，又需要马上向第二任务即地方分散的民主体系转型的压缩过程。在亚洲最发达的日本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后地方分权运动急剧展开，90年代以后可以说已经进入了一个地方的时代，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出现了以大阪维新会为代表的地方包围中央的运动趋势。同时，地方民主也出现了协动主义的新基本原则。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在地方政治中的地位日益上升。被压缩了的政治进程，无疑对亚洲各国都是极大的挑战。一方面需要政府转变思维，另一方面也需要民众增强自觉，稳步地建立新的可持续政治进程，防止动乱和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新华网日本频道特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为“新华网日本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