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自己都还是孩子，而且生活中充满悲剧，如何担负起一个母亲的重任？一群志愿者护士帮她们意识到：一切皆有可能。

　　【少女妈妈的希望】

　　爱玛19岁，大学在读，学习很刻苦，梦想成为一名社工。

　　这听起来是个很正常的青春故事，但她有个10个月大的女儿，这个事实决定了她不同寻常的身份：一个年轻的未婚妈妈。

　　在一般人眼中，未婚妈妈常常和“不良少女”联系在一起。过去的爱玛也确实符合这种想象。她的童年很不幸。7岁时，她就不得不担负起照看三个年幼弟妹的责任，因为她的母亲、姐姐和哥哥都沉溺于寻欢作乐、酗酒和吸毒。“我得给那些小家伙们做奶酪吐司，拿奶瓶喂奶，房子里总是挤满了陌生人，乌烟瘴气，真的很可怕。”

　　因为母亲被认定失职，警方和社工有一天带走了爱玛和其他兄弟姐妹，交由福利机构监护。爱玛换了几所学校，因行为问题进过学生收容所，15岁时就有了酒瘾。“我朋友曾经为了不让我喝酒摔过酒瓶子，”爱玛说，“我现在几乎想不起来喝酒这事，那对蒂娅没好处。”

　　蒂娅是她的女儿，但她的到来并未马上改变爱玛的人生观，直到“家庭护士合作社”（FNP）的社工、前儿科护士克莱尔·里斯闯入她的生活。

　　里斯在爱玛怀孕中期上门找到她。FNP是个志愿者项目，旨在帮助英格兰地区所有20岁以下的新手妈妈完成从“孩子”到“孩子她妈”的过渡。一位经过专门训练的护士从孕期开始定期上门探访，确保妈妈和胎儿健康，孩子出生后给予育儿知识的指导，并帮助年轻妈妈规划好自己的未来人生，直到孩子长到两岁。

　　里斯说，FNP的护士们最需要的素质是“百折不饶的毅力，对年轻人的爱，还有幽默感”。家庭护士需要帮助这些年轻女性相信自己的判断，树立自信。这不像听起来那么简单，毕竟她们帮助的很多女孩，像爱玛，从小生活在被大人忽略的环境中，自我认同感很低。所以，当家庭护士开始介入时，她们常常会极力把对方推开。“你得学会把‘滚开’当做一个表示亲热的词汇，”一位家庭护士说。

　　护士不仅提供精神上的鼓励，还要帮助年轻妈妈处理很多实际事务，比如解决住房问题、一起买家具、买婴儿用品、找到有资格申请的福利、规划如何偿还贷款、选择大学课程、设定未来目标……不过，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友谊，护士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孩子的安全和健康。

　　英国《卫报》探访了爱玛的住处：曼彻斯特一处装修简陋的两层楼小房子，冬天没有暖气，因为爱玛没有收入，每周领取145英镑的政府补贴，其中45英镑用来偿还手机和衣物支出的分期贷款，暖气属于奢侈品。爱玛的男友、蒂娅的父亲山姆才20出头，他常来看望爱玛母女，但无力在经济上提供任何支援。里斯和爱玛商量，下一步是尽量为爱玛争取到政府提供的有暖气的福利住房，这样能减轻负担。

　　“当项目结束彼此道别时，我们希望我们的服务对象能懂得如何一个人厘清生活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并知道上哪儿获得帮助。”

　　“我曾经处于很糟糕的境地，但现在不是了。我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爱玛说。

　　【源于美国的成功实践】

　　FNP模式发源于美国。发展心理学教授戴维·奥尔兹1977年在科罗拉多大学建起了“护士家庭合作社”。他此前在纽约一家幼儿日托中心长期观察并帮助一些有多种发育问题的三四岁孩子，他的研究确认了孩子生长发育和家庭背景的重要关联性。

　　研究发现，一个孩子所能学会的所有技能和知识可能在四岁前就完成将近一半。到读幼儿园（美国一般为5岁）的年纪，最差情况下，一个家境差的孩子听到过的词汇可能比一个来自专业人士家庭的同学少3200万个。

　　暴力、酒精和毒品对胎儿脑部发育的影响也渐渐为人所知。有些年轻母亲自己就患有婴儿酒精综合征，长大后难以集中注意力，学习能力很低，自我约束力也差。这些症状也会影响她的孩子：妈妈可能给宝宝只喂了半瓶奶，就神思恍惚地去做别的事了。

　　经过40多年实践，奥尔兹的“护士家庭合作社”取得巨大成功，不仅省了美国纳税人大一笔钱，更叫人惊奇的是，那些身处各种劣势的年轻母亲们在恰当的帮助下取得了诸多成就。奥尔兹领导的项目服务对象包括白人、西班牙裔和非洲裔人，地域跨越农村和城市，对孩子生长发育状况的监控一直持续到十几岁。

　　统计数据显示，和其他类似背景的孩子比起来，参加项目的孩子在21个月时，语言能力发育迟缓现象减少了50％；6岁时出现行为和情绪问题的现象减少67％；12岁时吸大麻、抽烟和喝酒的现象减少67％，焦虑症和抑郁症比例下降28％；15岁前被拘捕的比例下降59％。

　　这些孩子的母亲境况也大有改善：孕期抽烟的人少了，母乳喂养的多了，产后就职的比例高了，申请福利补贴少了。虐待、疏忽儿童和儿童受伤情况也显著减少。

　　【选择改变人生】

　　家庭护士们需要纠正年轻妈妈们的错误育儿观点，比如“8个月大的孩子就可以训练坐马桶了”、“小宝宝喜欢看电视”等。在孕期，护士们鼓励妈妈把关于孩子的正面想法写下来，对腹中胎儿唱歌或放音乐。这些妈妈们可能会放说唱音乐而不是莫扎特，但当孩子出生后有一天认出某首曲调，妈妈们都会很高兴。

　　在朴次茅斯，FNP项目开始于2011年，第一批少女母亲刚刚“毕业”。这个团队由48岁的米娅·雷恩带领，成员都是有过专业护理经验的人。对FNP项目来说，朴次茅斯“资源丰富”：英国整体未成年人怀孕率已降至196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朴次茅斯14岁以下少女怀孕率却是全英平均水平的3倍。有资格参加朴次茅斯项目的候选新妈妈大约160人，最年轻的一个才13岁。

　　米娅向《卫报》讲述了莎拉的故事。15岁时，米娅就怀上了双胞胎，并被诊断患有多发性硬化症。她9岁时父亲上吊自杀，母亲是个妓女，染上艾滋病，在莎拉13岁时病逝。莎拉辗转于不同的监护人手中，她的脸被狗咬伤，从此留下可怕的伤疤，而她的男友是个吸毒者，已经进了监狱。

　　然而，在FNP找到她后的两年内，莎拉的人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她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用母乳喂养，她和男友分手了，做手术去掉了脸上的伤疤，现在上着大学，有一份兼职工作，独立承租一套房子。“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这些女孩子，‘只要你选择改变，你就可以成为不一样的人。’”

　　杰姬·纳斯在加入FNP之前当了16年助产士，她帮助过的未婚妈妈包括艾丽斯，16岁时怀孕，孩子的父亲犯了不少事，在艾丽斯孕期大部分时间都在坐牢。如今，艾丽斯有了新男友，对她和孩子都很好。

　　艾丽斯的父母都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母亲曾几次自杀未遂。艾丽斯从小过惯了寄人篱下的日子，换了好几个收养家庭，有时也在亲戚家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她的孕期。社会福利机构提供的协助往往不稳定，而FNP提供的正是这种缺失的安定感。如今，她给自己定下目标：读完大学，成为一名美容师。

　　FNP帮助每一个未婚妈妈的成本约为一年3000英镑，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扩展到1.6万个站点，能够帮助全英四分之一20岁以下新手妈妈。到今年10月份，FNP项目的开支一直由英国的国民保健系统（NHS）资助，从10月起将转由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因为这笔资金并非指定为FNP专项专用，将来可能被削减。实际上，FNP的工作为纳税人省下不少钱：在FNP干预下，假如一个孩子省去5次急诊住院费，能节省3750英镑；假如有5个孩子无需离开母亲被指派收养人监护，则一年能节省社会福利开支13.5万英镑。

　　爱玛说，她的母亲一度重新振作：不再酗酒，把一家人搬离毒贩聚集的地区。但因为孩子们全都休学，政府介入了。“有一天清晨，警察和社工涌入房子，当时情形很可怕，大家都在尖叫。邻居们都看见了。他们把我们这些孩子全带走了。”

　　社会福利机制的强势干预固然能阻止一些悲剧，但不一定能产生正面的效果。如今，爱玛的兄弟姐妹一个坐牢，一个进了少管所，一个和继父住，另一个离家出走。一家人分崩离析。“我母亲现在是个工作狂，她滴酒不沾，做两份工作。他们把孩子带走后，她一次也没过过圣诞节。他们应该给她一个机会让事情重回归轨道。”（沈敏）（新华社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