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国集团（G20）安塔利亚峰会召开在即。紧接着，中国将担任下届轮值主席国。在这一重要的时间节点，有必要回顾一下G20的历史，以便更好地展望未来，通过对当前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现状的观察，把握新格局下G20的发展趋势。

　　精彩的第一棒

　　说起G20，多数人将它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和拉美金融危机后，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机制就已诞生。回顾近20年发展历程，G20像是一场接力跑，经历了多个阶段，而贯穿始终的关键词就是挑战与机遇。

　　1999年首次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召开时，这一机制并未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但是，少数有识之士看到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大趋势，认识到只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更好发挥作用，才能有效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从1999年到2008年，G20财金部长级会议拉开了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开展经济政策对话的序幕。

　　得益于10年合作的良好积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G20顺理成章成为在更高级别开展全球经济治理的不二之选。从华盛顿到伦敦，再到匹兹堡，G20峰会作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迅速稳定了世界经济形势，对遏制金融危机蔓延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很难想象，如果没有G20这个政策协调平台的快速反应，今天的世界经济将是何种情形，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危机进程将会拉长，各国的困难和麻烦也会更多。可以说，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同舟共济、携手合作，打赢了一场国际金融危机的阻击战。

　　艰难的第二棒

　　形势稳定后，G20需要修复遭受重创的金融体系，推动全球经济尽快回到复苏轨道。一方面，G20需要继续给世界经济输血，共同出台刺激措施。另一方面，国际社会也需要亡羊补牢，弥补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金融监管的漏洞，构筑金融安全网。同时，G20还要深挖危机根源，避免下次危机发生，或者至少防止危机因为同样的原因再次爆发。为此，2010年多伦多峰会后的数年里，G20大力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在世界银行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在完善金融监管规则、解决金融机构“大而不倒”方面也取得重大进展。此外，G20开始关注更广泛领域，议题不断丰富，涉及投资、能源、发展、就业、反腐败等领域，强调全球经济的综合治理。

　　应该说，在当时条件下，采取周期性政策为主的应对措施有其合理性。中国的4万亿措施、美国数轮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欧洲和日本随后的刺激政策，对短期内推动全球止跌回升发挥了积极作用。2010年到2011年，全球经济增速从2009年的-0.6%迅速恢复到5.1%、3.8%的较高水平。这说明，G20的应对措施总体上实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但是，G20还远没到高枕无忧的时候。第一，各国在周期性货币财政政策上花了很大力气，许多国家的政策空间几乎耗尽。但与投入的气力相比，回报的效率是低下的。2012年至2014年，全球增长分别为3.2%、3.3%、3.4%，低于各方预期。而强刺激政策的负面外溢效应不断累积。2010年多伦多峰会制定的发达国家中期财政可持续目标至今未能兑现，债务风险的警报始终未能解除。所谓去杠杆化，很多情况下是新杠杆取代旧杠杆，新风险掩盖旧风险。

　　第二，过去几年里，G20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全球再平衡。诚然，失衡的增长不可持续，但解决失衡的办法不是转移需求。可以说，现在的世界经济比危机前更加平衡，但似乎没有人满意。因为增长依然疲软，全球贸易连续3年低于经济增长水平，投资也很低迷。这说明，需求转移不能带来增长动力。这是中方的一贯立场，现在正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和接受。前不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发文警告，中国不要重蹈日本“失去10年”的覆辙。他写这篇文章的出发点不单是为提醒中国，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需求转移和再平衡理论中的谬误，看到了这种零和博弈最终对世界经济复苏的危害。换句话说，不能只关注蛋糕的切法，更要想办法共同做大蛋糕。

　　第三，部分已经达成的共识尚未得到落实。2010年首尔峰会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方案至今未能兑现，第十五轮份额检查的时间表也已经过期。2011年戛纳峰会要求完成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审议并提高其代表性，也还有不确定因素。

　　蓄势待发的第三棒

　　当前，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出现不同程度的向好迹象，而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着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全球需求不足、金融市场波动等因素带来的下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今年经济增长仅为3.1%，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水平。我们不禁反思，与史上历次危机相比，为什么这次的复苏进程如此之长，增长曲线如此平缓，以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称其为“新平庸”。G20同危机的较量已进入更为艰巨的相持阶段。要想取得最终胜利，就要着眼于从根本上解决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问题，探究影响经济增长的中长期因素，找到增长的新动力。为此，G20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从供给角度重视创新驱动。关键在于推动科技、机制、体制和理念创新，培育新产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进新产业革命，革新生产方式、制造新产品，从而有效扩大生产边界。二是从需求角度释放发展潜力。现有条件下，成熟经济体需求逐渐趋于饱和，增长空间有限。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基础设施、能源、教育、医疗等诸多方面改善的巨大需求。这既是消除不平等的需要，也是创造新需求、挖掘新动力的源泉。前不久，联合国发展峰会成功举行，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如果G20成员能够率先行动，不但在自身落实方面作出表率，还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将激发巨大、实实在在、没有或很少泡沫的有效需求，给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其释放的增长潜力将难以估量。此外，扩大贸易投资、推动金融部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安排也应是第三棒的重点工作。

　　2016年即将到来，各方高度期待中方主办2016年G20峰会。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发展中国家、不断开放的经济体，中国是G20机制和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利益攸关方。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不仅为中国自身的发展描绘了蓝图，也为中国与世界的合作乃至各国的共同发展指明了方向。集结号已经吹响，我们期待中国再次团结G20成员，高举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旗帜，发扬更加紧密的伙伴精神，跑好G20合作进程的第三棒，为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动力、解决深层次问题作出有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