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曹茸

　　到2011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比重达51.27%，数量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这意味着我国成为30年来城镇化率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长期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们能否像城市人一样生活，享受到城镇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该如何看待中国城镇化进程？部分政协委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

　　“过去10年，是中国城镇化推进速度最快的时期。200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是36.2%，城镇人口4.6亿人。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了十几个百分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城镇化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主要和我们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直接相关。”民革四川省副主委张庆成委员对记者说。

　　“中国城镇化率超过50%，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庆云委员认为，从社会发展来看，最大的内需在于城镇化，最大的发展潜力也在于城镇化。我国城镇化提升的空间还很大，推进城镇化必将有效拉动市场需求，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积极的方面看，城镇化率超50％是工业化的巨大成果，意味着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步降低，二三产业的比重越来越高，代表了生产方式的转变。

　　城镇化率提高了，但农民工并没有享受到相应的社会保障

　　“由于统计口径方面的原因，我国城镇化率存在‘虚高’现象，而且不稳定。按照国际惯例，即在城镇连续居住超过6个月便统计为城镇人口。但实际上，我国仍有10%~12%的城镇人口是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并没有充分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从城镇化的内涵看，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化，更是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变化，不仅是居住地的变化，更是农民作为城市人的发展变化。”李庆云说。

　　“城镇化的目的是为了社会进步和发展，要解决好数量和质量的问题，不能仅看数字。实现城镇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必须与其工业化的进程相适应，与其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超出了这个能力很可能会出现就业不足、贫困人口增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陷入‘拉美陷阱’。推进城镇化，要量力而行，不能超前，不能冒进。”河北省唐山市规划局局长沈瑾委员对记者说。

　　李庆云认为，真正的城市化意味着城市可以为进城农民及其子女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农民可以像真正的“城市人”一样生活。否则就是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

　　浙江省农业厅副厅长冯明光委员对记者说：“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应设置时间表。浙江人均收入已经达到9000美元，城市化率超过60％，这是与经济发展相称的。户籍本身也并非城市化的唯一障碍，浙江省很多‘超级农民’早已在城市稳稳扎下根，他们往往并不注重城市户口，甚至不少工作在城市的大学生要求恢复农村户口。”

　　解决好农民工落户及社保等问题更有意义，新农村建设不可偏废

　　不少委员在谈及城镇化问题时认为，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以及就业、子女教育、住房、社保等问题，这可能比单纯追求提高城镇化率更重要、更有意义。

　　李庆云分析：“农民工市民化有两大难题。一个是入户难。2010年广东省农民工的总数为2661万人，其中外省籍1703万人，但是当年全省办理农民工积分制入户的仅有10.8万人。第二个是人的发展方面缺失。居住地应为他们提供均等的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保障性住房、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和各类社会保障和服务等。但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严重不足，远不能满足农民工的需要。”

　　张庆成建议：“实现农民工就业要发挥好产业带动作用。四五十岁的老一代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就地就近转移就业。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要加强教育培训，让其掌握一技之长，在就业中能获得好的报酬，在城市扎根。”

　　“不应把市民化变成奖励，不能只允许优秀的农民工落户，这应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李庆云表示。他建议：“城市群应发挥农民工市民化的主力作用。城市群是最有条件和可能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地区。从中国城市发展状况来看，已基本形成了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跨区域的超大城市群。城市群产业强大、齐全、金融发达，有创造就业岗位的巨大能力，为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城市群财政情况相对良好，有能力逐步为农民工提供同等公共产品和服务；城市群教育资源丰富，能为农民工提供必要的职业培训，为农民工子女提供优良的基础教育。”

　　“单纯追求城市化，贪大求洋，可能会使乡村建设失掉特色，因此，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绝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毕竟我国仍有几亿人口生活在乡村，而且那些原生态的、保留传统风貌的乡土民情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冯明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