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冬萍

　　今年是我们合肥知青下放萧县45周年。由热心同学发起，组成合肥八中2015知青返乡团，回到当年插队的皖北农村，我们人生中的第二故乡——萧县郭庄大队。回望那短短5个春秋的日日夜夜，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

　　1970年8月31日清晨，载着合肥市十多所学校1700多名知青的专列停在萧县火车站，受到热烈欢迎。由各公社派来的汽车、马车、平板车把同学们拉到各插队地点。一辆卡车载着我们17位合肥知青到了郭庄。

　　郭庄是当时安徽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房子虽然破旧，但是道路还干净，干群的精神面貌非常高昂。

　　那时郭庄政治气氛极浓，尤其是1970、1971两年。出工时，队伍前面有人手捧毛主席画像，紧跟着妇女主任扛着红旗。因为郭庄那时经过多年的学大寨，林、田、路、庄稼都很整齐，集体干活一字排开，你追我赶，也不误说说笑笑，倒也热闹而壮观。

　　当时的郭庄“北大荒”还有大片大片的盐碱地。“远看白茫茫，近看像白墙。”郭庄的口号是：“愚公能移山，大寨能治山，咱郭庄能改碱！”郭庄采取深翻土地，把地下一米的淤土挖上来，把地表的盐碱土翻下去。数九寒天，我们冰镐撬起的冻土块比脸盆还大，经过这样的深翻土地，第二年的庄稼长得特别好。手冻烂了，脸冻肿了，知青没有叫苦的，和贫下中农一起用4年的时间，把全大队1500亩土地全都深翻一遍。改碱治地前郭庄平均亩产粮食100多斤，棉花30多斤。改碱后，粮棉亩产分别增长13倍和6倍。

　　记得我们第一次下田掰玉米，走到地中间出不来了，又急又怕，吓得大叫，后来社员告诉我们眼向地面亮处瞅，跟着被砍的玉米秸就走出来了。

　　下乡5年中，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有：挖河，拉石头修建地下灌渠，打药、拔棉柴，以及“万里千车一亩田”等。对盐碱地进行根治，一亩盐碱地要拉一千车酸性红土，往返要走一万多里路，所以称“万里千车一亩田”。

　　郭庄的“三秋”、“四夏”是最忙的。要多收粮油棉，就得多流汗。郭庄活特别多，割麦子、割稻子、拔棉柴、深翻苜蓿（绿肥），连晚上都干。如割麦、割稻两人一畦，每畦13行。队里的瑞华人矮力薄，她父亲在稻田放水时被雷击去世了，母亲残疾，下有两个弟弟，几乎每次干活我都带着她，帮助她。200多米的畦田，割到地头，好几次，我们镰刀一扔，在地头麦捆上就睡着了，直到凌晨，露水打湿了衣服方惊醒起来回宿舍。

　　知青们在农村学来的、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获得郭庄干群的赞扬。老书记和乡亲们对知青非常关心，常来嘘寒问暖，让我们感念在心。

　　郭庄培养了我们勤劳踏实、不怕吃苦的作风，锤炼了我们正派做人、积极进取的品格；从而使我们能够在以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不图虚荣、不计名利，严于律己、奋力拼搏，做出这样那样的成绩。这是一笔无价的精神财富！

　　在郭庄插队10年的上海知青闵长海、程书茵两口，1979年1月带着5岁的儿子离开郭庄，在儿子结婚后又两次带着儿子从上海专程到郭庄，看望在他们困难的时给予生活帮助的大爷大娘、叔叔婶婶。

　　相蓝欣是知青中年龄最小的男生，恢复高考后他考进复旦大学，后来又出国深造，但他始终对郭庄情感深切。成名之后，他通过外交途径为郭庄争取到十多万美元基金项目，发展郭庄农牧业生产。他现在是日内瓦大学著名的国际政治学教授。他曾带着美国哈佛教授、日本友人来到萧县和郭庄，看望老书记和乡亲们。他说，20年“洋插队”的成功源于4年的郭庄土插队。

　　许多知青和郭庄社员的友谊一直延续到现在。

　　这次知青返乡，我们最感动和难忘的是，郭庄村保留了当年知青住的4排集体宿舍，并在第3排向北的小路边竖起了一块“知青路”的牌子。我们都争相在“知青路”留影。这条小路，有我们洒下的汗水，有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青春年华最好的一段时光，已永远地留在了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