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中国经济的形与势，既要着眼当下，又要展望未来；既要立足本土，也要联系全球。而在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看来，无论是分析当前经济形势，还是讨论如何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眼下最重要的是加强信心，唯有此才能让我国经济走上稳定发展和结构调整之路。

　　谈到新常态之下的新形势与新要求，厉以宁认为，要做到“四个适应”：首先要适应经济结构的调整，没有经济结构调整，我们的困难是不会减轻的；第二，要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对中国经济正常发展的干扰，这是不可忽视的；第三，要适应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中所遇到的新情况，最突出的就是大批国有企业在改革过程中不适应新形势，要自己找市场、自己开发新产品，现在看来它们暂时还缺少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活力；第四，也是最要紧的，是要适应从第二产业占主要比例转为第三产业占主要比例。

　　对于第四点，厉以宁表示，从比较经济的角度来说，工业化进程可以被分为两大阶段：即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在工业化阶段中，第二产业占据较大比例，这时候一国经济的增长率是很高的；而到了后工业化阶段，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上升，一般会上升到60%-70%，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率肯定会下降，发达国家能够维持3%-4%的增长率就很不错了。”

　　这一局面是怎样造成的？

　　“要知道，在工业化阶段，可以通过加大投资提高经济增长率，而在后工业化阶段，不可能单纯靠这个法子提高经济增长率，更重要的是要增加民间消费，具体来说就是靠新消费品问世、消费品的个性化以及服务的人性化获得买单，这些都并非易事。目前，中国正处在从工业化阶段向后工业化阶段转变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由过去的10%、9%降到7%左右甚至是6%也是正常的，那些不了解经济发展规律，又主张把经济增长率提到8%左右的观点是不负责任的。如果非要实现这个数值，那我们只有重新制造产能过剩，但这样做的结果未必好。”厉以宁表示。

　　那么，又该怎样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对此，厉以宁提出八点建议。

　　在他看来，首先，应在农村土地确权以后，允许确权地区的宅基地和上面的房屋转化为抵押物，让农民获得一笔可以创业、扩大生产的资金。第二，以混合所有制形式组织城市公共建设和公用事业的发展基金。第三，利用城市公共建设和公共事业发展基金，在城镇新建廉租房、平价房，让务工的农民和进城的农民有房子可住，全家团聚。第四，以减税或者免税的方式鼓励基础创新，而不要再存在“谁创新，谁的税收负担就重”这样一种反常现象。第五，鼓励企业“走出去”，让他们有积极性，这种鼓励一定要是实的，可以通过信贷、津贴补助、减税免税的方式来实现。第六，国有企业改为现代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时，一定要明确界定国有资产流失的定义，要有细则，否则民营企业会有顾虑，进而不敢参与。第七，对地下金融、地下资本活动要有一个说法，促使其阳光化。第八，职业教育培训有广阔的需求和市场，其中包括对农民的技术培训，特别要让农民提高网络技术水平。